唐朝中央之所以一直无法彻底控制割据的藩镇，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藩镇的治理方式相比中央直辖区对百姓更宽松。节度使手下的官吏相对不敢随意贪污，而普通百姓在藩镇生活反而比在中央直辖区过得轻松。正因为这种相对宽松，百姓对藩镇产生了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藩镇遭遇中央武力进攻时，能迅速转化为强大的向心力，使节度使与民众形成合力抵抗中央的军事行动。 河朔三镇，又称河北三镇，是唐末藩镇割据时期河朔地区的三大势力，包括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范阳位于今日河北北部，包括北京、保定及长城附近；成德在幽州以南、与山西接壤的地区，即今日河北中部；魏博（后改称天雄）则涵盖渤海湾至黄河以北区域，即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安史之乱后，这三镇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有听调不听宣的特点，著名唐史学者陈寅恪指出，当时唐朝虽然名义上统一，但实际上形成了两国，河朔三镇就是其中之一。

河朔三镇的制度与中央截然不同。虽然同为节度使专权，但三镇的节度使与麾下军将关系更类似于欧洲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节度使并不能完全掌控手下军队。地方刺史与军将实际掌握兵权，可自行调兵，而不受节度使直接控制。比如幽州节度使刘济曾打算加害自己担任瀛州刺史的弟弟，但该弟直接率军投靠朝廷，显示节度使对军队的控制力有限。 因此，节度使必须养牙兵作为亲兵，但这些牙兵也只是靠高薪维持忠诚，节度使实际上仍需姑息而不能制。魏博牙军曾有长安天子，魏府牙军的说法，说明藩帅对牙兵并无绝对控制力。在这种体制下，三镇军队常能自行行动，而且士兵大多招募本地人，本乡本土为主，很少动用外地流民。这种安排限制了节度使的贪欲，使得从节度使到高级军官都不敢随意盘剥地方百姓。

例如成德节度使田弘正曾横征暴敛，把收来的财富用于个人及亲戚享乐，结果引发兵变，全家被杀。《旧唐书·田弘正传》记载：弘正孝友慈惠……日费约二十万……河北将卒心不平，遂致乱。《唐人轶事汇编》也记载其御下虽稍宽，但冒于财贿，民众怨声四起。正因如此，三镇节度使在镇兵强力约束下，勤政爱民、禁止虐政成为基本治理原则。 同时，地方武将对行政官员拥有绝对权力，使官吏不敢乱作为。镇军大多为本地人，胥吏想在赋税上牟利非常困难，稍有差池，镇军起哄，高级军官为平息愤怒只能严惩责任官员，甚至全家株连。这种制度约束，使得三镇官员不敢像中央直辖区那样肆意贪腐。

河北本就是唐代经济发达地区，加之安史之乱后三镇几乎自成一国，财富基本留在当地，不需像江淮地区那样大量运送至关中，因此非常富裕。唐史学者通过全国唐代墓志铭分析发现，安史之乱后经济最发达的两地是扬州和河北三镇，且河北三镇人口平均寿命最高。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央直辖的藩镇，如淮南节度使杜亚因喜好游乐，将大量财富用于划龙舟等娱乐，甚至导致三府亦因而耗空。这类奢侈行为只可能出现在中央直接控制地区，在河朔三镇则不敢如此行事，否则全家都可能被镇兵灭掉。

事实上，相比河朔三镇，中央直辖区百姓的生活更为艰苦。例如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报告今年虽旱，谷田甚好，但朝廷未减免租税，百姓不得不拆房卖瓦，甚至卖掉青苗以缴税。这种情况在割据藩镇绝不可能发生。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后唐中央难以彻底控制割据藩镇，关键原因在于节度使治理有效，地方百姓认同藩镇治理模式。中枢若派兵征讨，除非彻底消灭镇兵及其家属，否则难以真正收复藩镇。百姓清楚，回到中央直辖下日子会比藩镇治理时期更苦，因此对中央武力征服的抵抗意志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