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南昌起义尽管由一群职业军人领导，其中包括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等重要人物，而且这次起义还动员了超过两万人的庞大队伍，但尽管起义曾一度掀起革命的高潮，最终却未能成功。相反，由从未操过枪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领导，带着仅七百余人的小部队，成功开创了井冈山根据地，揭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最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其实，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毛泽东所做的一件特别而伟大的事情——他在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这一点正是井冈山革命与南昌起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区别，也证明了毛泽东具有远超常人的战略眼光。

客观来看，1927年8月爆发的南昌起义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独立领导和建立自己的军队的关键一步，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开端。但此时的革命队伍，特别是在军队的内部制度、如何招募士兵、如何进行管理等方面，依然延续着国民革命军的一些旧有体制。尤其是革命队伍中未能彻底摒弃将靠薪，兵靠饷的雇佣观念，这使得一旦革命形势变得不利，薪饷未能及时发放，就很容易出现士兵逃亡、叛变等情况。南昌起义的队伍虽然势如破竹，但最终在战斗中遭遇了挫败。朱德和陈毅等人带领部队最终选择了前往井冈山，这成了当时唯一正确的决定。南昌起义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国民党，这个目标是正确的，但具体行动中的目标却是夺取城市，显然这一做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契合，最终注定要失败。

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开创的革命道路则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井冈山，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成功总结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这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正确的道路。这一战略眼光和方法，从抗日战争初期起就得到了证明。毛泽东通过结合土地革命与军队建设，依靠农民作为兵员，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摧毁了传统军队中的不良作风，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军事力量体系。这些胜利也在井冈山的土地上结出了硕果，成为了全党全军的榜样。南昌起义虽然是共产党独立指挥战争的开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它的战略仍然偏向北伐时期的正规战术，尝试用较弱的力量去直接对抗强敌。潮汕的失败就宣告了这种战术已经无法适应新的革命形势，迫使共产党寻找新的战法，最终进入农村，开展游击战。

井冈山的成功不仅在于毛泽东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理论，也在于他通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十六字诀，创造了一套能够战胜强敌的有效战法。这些理论和战术的成功应用，使得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不仅振兴了原先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还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示范作用。许多地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井冈山斗争的启发，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也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尊重。1928年，原湘军的彭德怀便在平江发起了起义，并且建立了红五军。在彭德怀看来，虽然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它们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骨干力量。特别是这些起义队伍在井冈山汇合后，不仅成为了红军的象征，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号召力。

彭德怀从井冈山的经验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他意识到，在面对现代化、装备精良的敌军时，如果没有坚实的根据地和支撑，就无法与其作战。正因为如此，他对毛泽东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十分赞赏，认为这才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途径。彭德怀晚年曾在自述中提到，当时他深感，若没有根据地，就无法抵抗敌人的现代化兵力和技术。只有实施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因此，他对毛泽东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

彭德怀怀着敬仰之情，主动率军前往井冈山，学习红四军的经验。到达井冈山后，他正好接手了守山的任务，并担任了红四军的副军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红五军的军号是党中央所赐，但彭德怀作为军长，并非朱毛的下属，而是平级。这一安排反映了彭德怀对毛泽东的高度尊敬与支持，并且希望通过与毛泽东的合作，共同发展红军。在同一时期，鄂豫皖地区的党组织也从井冈山斗争中汲取了经验，并在黄麻暴动失败后，通过在大别山区的艰苦斗争，创建了后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为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

此外，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武装也积极响应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建立了自己的苏区，并且形成了红四军，进一步发展为红二军团，最终成为红二方面军的核心力量之一。广西地区也在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人的领导下，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经过几次大规模的长征，红七军最终到达江西的中央根据地，加入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军队伍。由此可见，从南昌起义开始点燃的革命火种，经过毛泽东的战略眼光与实践，在井冈山得到了有效的培养与发展，最终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革命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