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关悼明的话题忽然热了起来，并由此引出明清优劣之辩，更有甚者提出“满蒙非中国论”。

其实，这个论调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就精心炮制出这个伪学术理论。这一理论通过歪曲历史、割裂民族关系，否定中国对东北和蒙古的主权，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所谓的“合法性”依据。

一、理论体系提出的历史背景

历史的铁律昭示，任何侵略战争的发动，往往都伴随着精心炮制的舆论造势。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亦遵循着“舆论铺路、武力跟进”的罪恶逻辑，而“满蒙非中国论”正是其为割裂中国领土、挑起民族矛盾、推行侵略扩张所量身打造的舆论毒瘤，成为侵华战争爆发前不可或缺的思想铺垫与理论幌子。

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日本将侵略中国、侵占东北与蒙古地区列为“大陆政策”的核心目标，而要让这场侵略变得“名正言顺”，就必须打破“满蒙是中国领土”的历史共识。为此，日本学界与军政势力相互勾结，以“学术研究”为遮羞布，系统性构建歪理邪说。

二、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核心观点

1894年，日本发布讨清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污蔑满清是“塞外蛮族”，谎称要帮汉族“光复”汉地十八省，实则为侵略中国满蒙地区铺路。这是“满蒙非中国论”的滥觞。

1904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牵头成立“满洲历史地理调查室”，抛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等谬论，宣称东北、蒙古地区历史上与中原处于对立状态，这些地区“一贯独立，不属于中国领土”，将东北、蒙古地区与中国主体割裂开来，歪曲满蒙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联系。随后，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在《近代支那论》中进一步叫嚣“支那无国境”“支那非国”，声称中国应放弃边疆地区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国家”，为日本侵占满蒙提供了更激进的理论支撑。

内藤湖南则提出"唐宋变革论"，认为唐朝是中华文明的巅峰，宋以后中国进入"停滞期"，文化中心转移到日本。他将清朝定性为“征服王朝”，强调满族的“异质性”，声称清朝统治是“外来民族对中国的殖民”。

1922年，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抛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声称中国固有领土仅为“本部十八省”，东北、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与中国无关。这一荒谬论调，经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加工，演变为“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最终成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体系包含三个递进层次：

地理切割：将中国疆域限定于“汉地十八省”，将东北、蒙古、西藏、新疆等区域视为“化外之地”，为侵占制造“无主之地”的谎言。

历史解构：宣称匈奴、鲜卑、契丹等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外国”，刻意割裂其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否定元朝和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历史地位。

法理歪曲：否认清朝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合法性，将元、清定义为与日本侵华性质相同的“征服政权”，混淆“国内民族政权更迭”与“外部殖民侵略”的本质区别。

三、为军事侵略服务的政治工具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份6700字的秘密奏章系统阐述了侵略中国的计划和步骤，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安排。

田中义一在奏章中赤裸裸地提出：“所谓满蒙者……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永久之荣华。”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早在1927年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就提出：“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反而与我国关系密切。”1931年，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日本众议院提出“满蒙生命线”的侵略理论，将该理论与军事行动直接结合。

日本军部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是违反这一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凭借这一论调扶持伪满洲国，宣称其是“满洲民族自主建立的国家”，完全无视清朝对东北的长期有效统治和《尼布楚条约》等国际法依据。日本通过教育、媒体等渠道传播“满蒙非中国论”，试图重塑被占领区民众的历史认知，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删除了东北与中原的历史联系，灌输“满洲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地域”的谎言。

四、学术谬误与政治本质

日本学者刻意忽视大量历史证据。清朝在东北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等行政机构，《清实录》中明确记载康熙帝将东北称为“中国地方”。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清朝以“中国”为国名与沙俄划定边界，明确东北属于中国。白鸟库吉等人却以满文档案中的个别记载为依据，断章取义地论证“满洲独立”，完全无视满汉融合的历史事实。

日本学界一面宣称“满蒙非中国”，一面又承认清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内藤湖南在《清朝史通论》中不得不承认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版图”，但仍坚持“清朝是外来政权”。这种矛盾暴露了其理论的政治动机——为侵略寻找借口，而非追求历史真相。

“满蒙非中国论”与西方“边疆殖民主义”理论相互呼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将辽、金、元、清视为“非中国政权”，这一观点直接受到日本“满蒙史观”的影响。两者共同的目标是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为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提供理论支持。

五、历史事实的有力反驳

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均对东北和蒙古实施有效管辖。唐朝设立安东都护府、元朝设立辽阳行省、明朝设立奴儿干都司，清朝更通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法律文件确立对边疆的主权。1689年《尼布楚条约》中，清朝以“中国”为国名与沙俄划定边界，明确东北属于中国。

满蒙民族始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皇帝同时拥有“中国皇帝”、“蒙古大汗”、“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满族在入关后全面接受汉文化，乾隆帝甚至以“中国”自居，宣称“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国，乃一定之理”。

现代国际法承认历史主权的连续性。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日本必须归还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六、现实警示与历史镜鉴

“满蒙非中国论”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量身定制的政治工具，其本质是通过篡改历史、制造分裂，实现对中国领土的觊觎。这一理论不仅在学术上站不住脚，更在历史事实和国际法面前彻底破产。

更需警惕的是，现在有些人或明或暗地挑起明清之争，实则是在推销“满蒙非中国论”，本质是为大汉族主义张目，给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提供舆论土壤，尤其是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当下，我们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与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