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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程哲碑》

东魏天平元年（534）程哲碑

采自《山西博物馆藏品概览·造像卷》，

文物出版社，2022，第31页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其兴起对中国的信仰、思想、艺术乃至社会制度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中国美术与雕塑领域，佛教所带来的变革尤为显著，而这一过程中，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尤为关键。北魏历代皇帝中，除太武帝一度废佛而崇道之外，多数君主笃信佛教，并将其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魏书・释老志》所载“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之语，明确提出“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为佛教国教化的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文成帝复兴佛法，并于和平年间（460—465）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凿云冈石窟。孝文帝时期又开始营建龙门石窟。这些大型石窟的持续兴建，清晰展现出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传入中土后的本土化历程。造像风格也从早期的印度、西域风貌，逐渐演变为后期以汉化为主流的表现方式。

《程哲碑》，全称《赠代郡太守程哲碑》，为青石质圆首碑，高120厘米，宽68厘米，厚25厘米，是东魏时期一类融佛教造像与墓碑于一体的石刻艺术作品。此类形制反映出佛教深入中国丧葬文化的现象，也体现出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元素的吸收与转化能力。此碑立于东魏天平元年（534），原位于长治县东呈村，清光绪年间被发现。碑阳中心圆拱龛内浮雕释迦坐像，面容方阔丰颐，身形清瘦，袈裟厚重、衣纹垂展覆座。龛周线刻飞天、胁侍、说法图及护法狮等图像，线条流畅飘逸、柔中带刚。碑额刻有纪年题记，碑阴则刊发了程哲的发愿文。

程哲碑佛龛及碑侧拓片

采自山西博物院编《山西博物馆藏品概览·石造像卷》，第30页

《程哲碑》共32行，满行45字，总计1440字，界格严整，高2.3厘米，宽2厘米，被誉为东魏时期造像与书法并臻绝艺的代表之作，也是山西地区碑刻遗存中的瑰宝。原藏于山西艺术博物馆，现为山西省博物院的国家一级文物。碑文详述上党人程哲的家族渊源、个人生平与仕宦经历。其远祖在商周时代已为名卿，魏晋以降，历代屡出任刺史、太守、将军等职，其中一位远祖曾于曹魏景元年间随邓艾伐蜀建功。其祖父程芝在北魏明元帝时西征获功，授任高都令。程哲本人则以品行高尚、文武兼备著称，尤其重视儒家伦理观念，秉持“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顺”之训，死后获赠代郡太守。

程哲碑文拓片

采自《山西博物馆藏品概览·造像卷》，第32页

该碑字体虽小但镌刻精良，笔画清晰峻利，保存状态极佳，仅个别字迹残损，具有很高的文献与艺术价值。其书法笔力刚健、结构宽博，用笔中透出凌厉刀意，楷中带隶、体势自然，整体气象恢宏、意趣横生，既延续东汉隶书之刚直遗风，又汲取汉魏砖文之朴拙神韵，堪称北朝“直笔隶意”真书流派的典型代表。

《程哲碑》最早见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山西通志・金石记》，由王轩、杨笃考订，定名为“后魏赠代郡太守程哲碑”。二人虽未亲睹原石，仍依文献作出初步考释，并将其误判为“摩崖刻”。杨笃曾叹“徒以山川幽僻，竟未一睹”，言语间既见治学之诚，亦透出几分遗憾。这一误判，恰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此碑书法所呈现的雄浑奔放之象，实有摩崖刻石般的磅礴气势。虽不及北朝皇家碑刻工整雍容，然其笔墨间金石之气凛然、筋骨刚健，历史深度与艺术价值仍令人肃然起敬。

千年风雨未能湮没《程哲碑》的熠熠光辉。它以石为纸，以刀作笔，既是佛教艺术东传的见证，更是镌刻于时光中的“立体史书”。当我们静观碑上文迹斑驳、线刻流转，仿佛可见一个王朝的风云际会，可触那段历史的温度，可闻匠魂凿石之间的声声回响。

（集贤斋）

《程哲碑》拓片高清图

东魏《程哲碑》原刻

民国拓本

拓片尺寸：62.73cm×111.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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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