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29日黎明时分，冀南军区骑兵团驻守在兀兰屯地区，突然发现从西南方向传来大量日军的动向。显然，这是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扫荡。但奇怪的是，通常情况下，八路军总能通过各种渠道提前得知日军的扫荡消息，做好准备，然而这一次的敌人袭击却来得非常突然，完全没有任何预兆。

冀南军区的团长曾玉良和政委况玉纯并未过多思考敌人出奇不意的袭击，立即召集全团开会，商讨突围的方案。在会议中，曾玉良提出：敌人围攻的圈还没完全合拢，凭借骑兵团的机动性，可以直接往北穿插，从东北和西北两股日军的结合部突破包围。按照曾玉良的提议，骑兵团很快就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然而，政委况玉纯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日军这次显然是来势汹汹，从他们事先保密的程度来看，这不是一次小规模的扫荡。虽然骑兵团能通过突围自保，但军区的机关和周围其他部队怎么办？况玉纯的建议是留下来与军区机关汇合，一起突围。然而，正是他的这一主张，挽救了冀南军区的命运。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正面战场逐渐进入胶着状态，日军加大了对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扫荡力度。由于八路军坚持游击战，日军的扫荡往往都无功而返。在反复的扫荡中，八路军总结出了一套有效的经验规律。一般来说，在日军扫荡之前，八路军总能提前获悉敌情并作出相应安排。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让各个部队在面对敌人扫荡时，能够做好预警和准备。在敌人来袭之前，主力部队通常会跳出根据地，与敌人展开外线作战，而民兵和地方武装则留在根据地，通过地道战、地雷战等方式袭扰敌人，拖延日军的撤退时间。经过几年的这样的作战，日军的后勤也常常跟不上，这也导致他们最终不得不从根据地撤退。然而，随着战斗的频繁，部分八路军指战员开始对日军的扫荡产生了依赖，警觉性大大降低，甚至在与敌占区接壤的地方，八路军也变得不再那么谨慎。

1942年四五月间，正值华北地区农忙时节，八路军按照惯例，帮助当地百姓下地干活。穿着军装的八路军并不畏惧身边的日军，而是视其如常。这段时间，冀南军区、区党委、行署等20多个机关和部队转移到了河北省故城县郑家口西南的兀兰屯一带。由于这个地方距离日军的郑兰屯据点太近，部队很快转移到山东武城县的武官寨地区。当时，军区机关身边只有一个约700人的特务团，另外两个主力团驻扎在附近的村庄，骑兵团则驻守在曾官屯和周边地区。然而，在过度自信和麻痹大意下，冀南军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从1942年年初开始，日军开始谋划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关于肃正作战计划实施纲要》。与以往的分兵合击不同，日军这次决定在距离根据地较远的地方集结兵力，待命后快速奔袭，迅速突破层层封锁，并在一夜之间抵达预定位置，形成合围，目的就是彻底消灭冀南地区的抗日力量，并配合计划中的华北大扫荡。恰巧冀南军区在故城县南部休整，而驻在武城县的汉奸吴寄朴得知了日军的行动后，立即向驻德州的日军报告。驻德日军随即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报备。

在冈村宁次的命令下，驻山东济南的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亲自指挥，调集了15个步兵大队和部分特种兵，总兵力达到一万多人，配合的日伪军总兵力超过三万人。考虑到八路军的情报工作十分严密，日军此次行动决定完全保密，所有指令仅以口头形式传达，甚至还炮制了多个假计划。在这种保密措施下，冀南军区竟然一无所知，完全没有察觉到即将来临的巨大威胁。

4月28日夜，日军已经悄悄出动，接近冀南军区的驻地。直到4月29日凌晨，冀南军区才接到情报，得知敌人已开始行动，但当时并未意识到日军的规模。这时，冀南军区外围的19团和21团已经与日军发生激烈交火。由于敌军人数众多，冀南军区的这些部队虽然尽力抵抗，但因力量悬殊，最终只能组织主力部队撤退。然而，敌人此次出动的大军，并不仅仅是19团和21团的敌人，而是冀南军区机关及其周边部队都面临了强敌的包围。因为过去的游击战习惯，各部队之间并不擅长协同作战，且未及时共享敌情，各自都以逃脱包围为主要目标。这样一来，冀南军区机关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随着四面八方的枪声响起，冀南军区机关终于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侦察员报告说，西面和北面有敌军逼近，北面的敌人力量更为庞大，甚至还带有坦克和摩托车。于是，冀南军区决定向南撤退，直到4月29日上午10时，部队成功撤至十二里庄一带。然而，依照日军的计划，冀南军区机关仍然深陷敌人的包围圈。 此时，冀南军区机关及其周边的约4000名人员，和特务团一起，站在空旷的地方。侦察员报告说四面皆是敌人，冀南军区终于意识到这次敌人出动的规模远远超出了预期。幸运的是，曾玉良和况玉纯率领的骑兵团及时与军区机关汇合，共同应对敌人。 根据敌人部署的情况，西面和南面情况稍好，军区决定向西突围，骑兵团与21团作为先锋，特务团负责殿后。然而，日军在西面早已布置重兵，突围的部队很快被敌人挡住，只有少数骑兵突破了重围。当时，骑兵团有不少人认为，凭借其高机动性，他们完全有能力迅速突破包围。但最终，政委况玉纯坚持要和军区机关一起突围，曾玉良也支持他的决定。最终，骑兵团选择了与机关共进退。 4月29日下午，日军集结重兵，开始加紧对十二里庄的包围，猛烈进攻。此时，除了军区机关，还包括周围的百姓也被困在包围圈内。情况变得异常紧张，若不及时撤退，局势将更加危急。经过仔细判断，冀南军区决定将骑兵团与21团调配到南面和东南面，并向敌人开炮冲锋。尽管面对强大的敌人火力，骑兵团始终没有放弃。 这时，突如其来的狂风改变了局势，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变得阴沉，风沙四起。趁此时机，冀南军区机关下令部队突围，最终成功突破包围。事后，陈再道和宋任穷都感慨万千，称这场大风来得及时，帮助他们突围成功。 尽管冀南军区机关顺利突破重围，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许多人在突围过程中牺牲，有些被日军俘虏并遭受酷刑。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没有屈服。此次战斗被称为四·二九铁壁合围，是冀南抗战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次，共有2300余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