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提出很多有趣言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当代很多学者观点，所谓“白马非马”，其中“非”是“不”，因此意思就是“白马不是马”。毋庸置疑，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公孙龙肯定是在诡辩，因为白马是马的一种，两者存在差别，但却不能说白马不是马。

问题在于：除了白马非马，战国时期还有其他“非”语，比如庄子说“狗非犬”，还有“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还有墨家的“杀盗非杀人”等，如果“非为不”之意，那么就变成狗不是犬、老子不是人、杀盗不是杀人等，难道庄子墨子等都在诡辩，都肤浅的谈问题吗？答案当然不是，因为“非”并不是“不”这么简单，里面含有特殊的意思。

马白和马都不难理解，前者“言白所以名色”，后者“言马所以名形也”（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马是象形字，这与西方字母完全抽象截然不同），因此想要真正搞清楚公孙龙对“白马”与“马”的理解，就要弄清楚“非”的真正含义。

清朝段玉裁注释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之“韦”时提到：“韦各本作违。今正。违者、离也。韦者、相背也。自违行韦废。尽改韦为违。此其一也。非以相背为义。不以离为义。”

也就是说，“韦”是两者背靠背，“违”是两者相离，于是他说“非以相背为义。不以离为义”，就是说“非”是背靠背，不是两者远离。

段玉裁在对“靠”字解释时说：“相韦也。相韦者，相背也，故从非（靠字下部为“非”）。今俗谓相依曰‘靠’，古人谓相背曰‘靠’。”

如果“非”是“背靠背”的互相依存、而又不绝对违离之意的话，那么白马非马就不是简单的“白马不是马”了，而应该是白马与马这两个概念不尽相同，白马依存、靠近马这个概念，却又异于或不直接等同于马。

问题在于：段玉裁对“非”的解释，到底对不对呢？其实，相关证据很多，比如以下两点：

首先，“非”之字形犹如“北”，是背靠背的象形，其中自然含有“相反”之意，但显然也有互相依存的意思，因为拿掉一边的话，就不成“非”了。甲骨文中的非字，本义是飞鸟的一对张开的翅膀，两只翅膀背靠背，却又互相依存，不可缺一。

其次，文章开头提到的庄子中“狗非犬”、“老子非人”，墨子中“杀盗非杀人”等，其中“非”显然用“异于”解释更符合逻辑。陈宪猷《公孙龙子求真》一文考证指出：先秦邹衍、公孙龙、庄子、墨家的名辩著作中，均毫不例外地把“非”理解为“异于”。

第三，公孙龙的《迹府》中说“夫仲尼异楚人之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之所谓马，悖”，清代王启湘指出“离白言马，则同；合白言马，则异。异不可为同，故曰白马非马”，也就是说古人说的很清楚，“非”是在“统一”的前提下“异于”，不是彻底背离或否定。

因此，所谓白马非马，真实意思是白马异于马，这就从逻辑上区分了“白马”的本质，即没有脱离“马”、没有否定白马是马、但又因“白”而异于“马”。现代有些学者、网络大V将白马非马曲解为白马不是马，然后称公孙龙是做无聊的诡辩、乃至称公孙龙为杠精，进而贬低中国先秦学说，这是坏呢还是蠢呢？

最后，最近因为“封存”等一些事情而暴露出的盲崇西方问题，在以“白马非马”为代表的先秦名家学术成就理解上早已体现，因为“封存”问题而让笔者不吐不快。

近代以来，西方形式逻辑传入之后，中国学者就用“名学”比附西方形式逻辑，然后只从形式逻辑角度研究中国名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曹峰指出：这就“把中国古代思想本来有机相关的问题割裂开来，‘削足适履’式地去适应西方的学科分类。”

那么，为何说是削足适履呢？新儒家学派大家之一，原私立东海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徐复观指出：“逻辑是要抽掉经验的具体实事，以发现纯思维的推理形式。而我国名学则是要扣紧经验的具体事实，或扣紧意指的价值要求，以求人的言行一致。”

因此，中国名学与形式逻辑存在巨大差别，只用形式逻辑来研究名学，显然就会丢掉名学中的“具体事实”、丢掉“言行一致”，由此只能研究出个“四不像”。如今，所谓“封存”其实也是一样，盲崇西方而丢掉中国具体事实，又怎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参考资料：

《翟玉忠：我们仍生活在西方普遍主义的阴影之下》、《陈宪猷——公孙龙子求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