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清朝的电视剧里，我们经常会看到黄马褂的出现。黄马褂象征着荣誉，除了皇帝的贴身侍卫之外，只有那些有卓越功绩的大臣才有资格穿戴。与黄马褂类似，军功顶戴也是一种奖励有功之臣的方式。这种奖励制度起始于乾隆末年，并在嘉庆年间逐渐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

在发展过程中，军功顶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发放数量过多、范围过广，使得其实际价值不断下降。本应凭借军功顶戴获得实职的人，因数量泛滥，最终只能保留顶戴荣身的形式，与黄马褂这种拥有实质性好处的嘉奖相比，价值大大降低。

清朝的官员通过官帽上的装饰区分品级，而皇帝赏赐官员的方式之一，就是赏给某品顶戴。军功顶戴起源于清中期，是从顶戴制度中衍生出的一种奖励形式，一般简称为军功，主要用于嘉奖有军功的人。其具体起源尚不清晰，即便是皇帝本人，也未必完全了解，而各种典章对此也没有系统记载，现存的线索主要只能在奏折中找到。

嘉庆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嘉庆帝下谕：据德楞泰奏，蓝翎五品军功赵洪周擒获贼寇，并歼灭苟文润，业经降旨，将赵洪周仍以五品顶带赏戴花翎，并以千总补用。当时清廷正在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赵洪周因杀死起义军主要头目而被称为军功。

嘉庆帝注意到奏折后认为，顶戴为名器所关，不能由臣下擅自授予，于是命兵部查明军功的起源：究竟军功名目始自何年、何处军营，系何人首先赏给，有无奏咨成案。调查显示，军功顶戴最初是因起义爆发时，清军战力不足，大量招纳平民参战。为了奖励这些乡勇，部队设计了军功顶戴这一方式。因为传统奖励是官位，但许多参战者是平民，随意授予官职会导致冗官现象，不奖又不合理，于是产生了军功顶戴这一兼顾身份和荣誉的制度。

嘉庆皇帝查明来源后，并未放任不管，而是制定了初步管理办法，强调军功顶戴必须请旨：顶戴为名器攸关，无论四五品阶级渐崇，八九品虚顶藉以荣身，亦当奏请赏给……赏功之典，非可以市私恩。嗣后遇有应行奖，俱当奏明请旨加恩，不得擅自赏赐。这样，颁发权力重新回到皇帝手中，体现了赏罚出自朝廷的原则。

但在实际操作中，军功顶戴数量过多，无法逐一请旨，导致大部分军功仍由军队直接颁发。例如川陕白莲教起义平定后，陕西944名获颁军功者中，755名未经奏明，皇帝也无可奈何。嘉庆帝后来还下谕重新规整军功等级，对于没有贡献者，甚至收回军功。同时，他调整了军功获得者的职位分配，让乡勇和兵丁按比例填补缺额，从而提升军功的实际价值。

通过各种上奏、议复和皇帝下谕，嘉庆朝对军功顶戴的发放和补缺有了明确规章，管理相对严密。然而，随着各地起义频发，越来越多乡勇参战，军功数量再次激增，原有规制难以执行。战争结束后，为激励将士，清廷仍大量奖励军功，导致军功泛滥。

鸦片战争时期，扬威将军奕经幕中的贝青乔描述，当时颁发军功顶戴的情况是：文武投效人员皆以劳绩求将军保奏，将军不忍拂众心，姑叙一折以备上闻……出力人员，似可少加恩奖。将军为了安抚部下，仅奖励了少数功牌，其余由文参赞等官员代发。由于兵勇撤回，功牌印板未销毁，私下在苏杭间售卖，六品至五品功牌价格数金不等。

同治元年四月，御史梅启照奏称：府道各官皆自行颁赏，名器太滥，殊无限制。奏折获批准，但实际上导致军功颁发权正式下移，专折奏事之员即可颁发军功。军功原本多在五品以下，但逐渐有颁发至四五品，甚至二三品，尊卑等级荡然无存。

乾隆年间镇压林爽文起义时，常青、福康安等将军也曾大量颁发军功，动辄上百张功牌。军功不仅数量庞大、缺乏记录，还开始出现买卖现象。在军队经济困境中，官方甚至将功牌出售筹饷。咸丰三年，曾国藩称出售功牌为好买卖，鸦片战争时期市场上甚至出现伪造功牌，骗取百姓钱财。 随着时间推移，军功颁发范围扩展，低职官员、保甲长、游民首领等社会边缘人也可获军功。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轻文重武的心态，使军功虽泛滥，但仍具有象征荣誉的意义。 尽管军功不如黄马褂贵重，但许多武人因此发家。例如，西北回民军头领董福祥降清后获五品军功，海军军官中也有通过军功顶戴起家的。老百姓争相购买军功，是因为持有军功可享一定特权，如买官优惠、减免徭役，相当于清廷发放的会员卡，并具有荣誉价值。 将军功置于清廷官阶体系中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在战争中对非编制人员起到激励和凝聚作用，给武人提供发家机会，也让边缘群体有机会获得朝廷赏赐。对政府而言，军功顶戴也是应对内忧外患、缓解经济压力的一种低成本手段，从这个角度看，军功顶戴具有独特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