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出现，节度使制度本身也是不合理的。其本质其实很简单：原本只是朝廷派到地方负责巡查的官员，突然之间变成了地方的最高军政大员，而这个职位却是由军人来担任的。这种情况其实和东汉时期的州牧制度非常相似，可以说是东汉州牧的翻版。 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些印象，没错，正是东汉末年的州牧、刺史制度。唐朝本来想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避免地方割据，却反而重复了东汉的错误，导致了地方的权力过大，中央权力弱化，最终不可避免地出了大问题。 自汉朝起，地方监察官在王朝的行政架构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官员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纽带，负责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督促地方发展。在这方面，西汉时期被公认为做得最好的朝代。

西汉时期，全国有100多个郡，1000多个县。每个郡的太守俸禄达到两千石，与朝廷的九卿同一级别。郡与中央的互动是按照固定的模式进行的： 一方面，每个郡在每年秋季（九月和十月）必须向朝廷递交一份统计报告，内容包括郡内的各项事务，分类清楚，称为上计； 另一方面，朝廷将100多个郡划分为十三个区域，每个区域派出一位刺史。刺史的职责十分明确，主要负责监督地方事务，不干预具体事务，职责范围被《刺史六条》明确规定。刺史除了这六个方面的事务外，不会过问其他细节，也没有权力过问。

由于刺史的工作主要是进行例行的巡查，属于事务性工作，所以其级别并不高，俸禄仅为600石，远低于郡守。但由于其职位较小，而且由朝廷直接任命，刺史们往往敢于大胆反映真实情况，工作上没有太多顾忌。 此外，刺史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每年会在自己的监察区内巡查，年底返回京城向御史大夫报告，再由御史大夫转交给宰相。刺史主要负责收集信息，而不干预地方事务。地方的最高长官是郡守，地方拥有较高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发展。由于全国郡的数量庞大，单个郡并不具备反抗朝廷的力量，因此也不存在地方割据的风险。 郡守的级别与朝廷九卿相当，而且常常调动职位，这样就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避免了京官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等级差距，大家的主观能动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正因为这种官员体系的存在，西汉才能够保持强盛。

到了西汉末年，刺史一度被改为州牧，俸禄也提升到两千石，但他们的职能并没有改变（尽管偶尔出现插手地方事务的情况，但并不是主流），且依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仍需向宰相汇报工作。 然而，到了东汉初期，汉光武帝刘秀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州牧改回为刺史，并为他们提供了固定的办公场所，不再要求刺史年底亲自返回洛阳汇报，而是可以派手下代为汇报。更为重要的是，刺史开始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 显然，刘秀通过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刺史的地位和权力，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削弱了三公的权力，并试图通过刺史来制约地方的郡守（当时常有郡守和县令因害怕刺史而主动辞职的情况）。刺史的职权逐渐扩展，甚至参与了地方的军政事务，带兵作战也不再是新鲜事。

进入东汉末年，为了应对四处爆发的动乱，汉灵帝采纳了宗室刘焉的建议，将刺史改为州牧。由于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他选择了许多列卿、尚书担任州牧，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权力。史书称这一变化为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这次改革发生在公元188年，它改变了东汉政府的权力架构，也为地方军阀混战提供了温床。地方监察官的职务升级成军政大员，最终导致了地方权力的集中和割据。 到了唐代，地方管理采用了州、县两级制度。在唐玄宗时期，大唐共有350多个州和1500多个县，比西汉时期更加细化。州长官最初称为刺史（后来改为太守），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官员，已经没有了监察的职能。

唐代的监察体系与相权独立，成立了御史台，形成了三省六部一台的行政结构。御史台下设左右御史，左御史负责监察朝廷，叫分察；右御史则负责监督地方，称为分巡。分巡的职责进一步细化，全国被划分为十道，监察使、观察使负责各自区域的监督工作。 与西汉时期不同，唐代的观察使不再像西汉的刺史那样在地方流动，而是设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此外，观察使的职能远远超过了监察范围，他们拥有在所辖地区的行政权力，可以指挥太守和县令等地方官员。这样，唐代的地方行政架构就变成了三级结构，即道观察使、州太守、县令。 唐朝的外部政策奉行进攻策略，观察使被派往边疆地区，并赋予了他们总揽当地军政事务的权力。他们手持节这一印信，拥有对辖区内一切事务的全权调度能力，因此他们被称为节度使。公元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从此节度使成为正式职务。

最初，节度使的职务仅限于边疆地区，他们拥有地方的军事、行政、人事和财政等全部权限，开始时多由文人担任，问题并不严重。然而，随着李隆基和李林甫的合谋，他们为了防止朝廷内外形成派系，开始任命武将担任节度使，且多挑选朝廷中没有派系支持的少数民族将领。由此，军人割据的局面开始逐渐形成，最终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唐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动对外进攻而设立的节度使制度，结果却重蹈东汉的覆辙，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困扰，甚至最终削弱了中央的力量。这一历史的讽刺，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