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和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可以互相对照阅读。庄士敦在担任溥仪的英文老师时，记录了很多关于溥仪在宫廷中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尤其是溥仪读书期间的细节，两人的叙述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尽管描述了同样的事情，两人对细节的记忆却存在差异，这也反映了人们的记忆可能会有很大的偏差。通过这种差异，我们可以推测，历史上很多记载也许并没有完全反映事实的真相。

庄士敦提到，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在夏天时每天五点半就进宫授课，冬天则是六点，通常七点钟就完成了授课并离开毓庆宫。但溥仪回忆道，自己每天上课的时间是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庄士敦还说，老师见到溥仪时要行鞠躬礼，而溥仪的记忆则是老师们只需行注目礼即可。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是这样描述上课的过程的：

“我每天的学习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后来加上了英文课，安排在下午一至三点。每天早晨八点之前，我会乘坐金顶黄轿到毓庆宫。到宫门后，我喊了一声‘叫’，太监就会应声出去，把配房里的老师和伴读们叫来。老师和伴读们进宫有一定的程序：首先是捧书的太监，然后是负责第一堂课的老师，再后面是伴读的学生。老师进来后，会站在那里看我一眼，这是见面礼，我不需要回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这是礼法规定的。接着，溥杰和毓崇会向我请安。礼毕后，大家就坐。我坐在桌子北边，面朝南的独座，老师则坐在我左手边面西的位置，伴读们坐在老师旁边。此时，太监们会把帽子放进帽筒，鱼贯而退，课程就开始了。”

考虑到《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在1950年代所写，而当时他回忆自己六岁开始上学的情况，也就是宣统三年。庄士敦则是从1919年开始进入宫中教授溥仪，因此溥仪在写作时已经有几十年间的时间差。此时的他已经成年的回忆，可能与庄士敦在1934年写的《紫禁城的黄昏》有所不同。溥仪回忆的时光距离自己少年时期有一定间隔，难免产生了更多偏差，尤其是上课的时间、规矩等，随着时间推移可能有所改变。

尽管如此，溥仪回忆的上课流程和规矩，与庄士敦的描述大部分仍然相符。

溥仪写《我的前半生》时，庄士敦这类人已经被当时的共产党视为帝国主义者，因此不应正面描写。溥仪虽然没有直接表扬庄士敦，但在言语中还是承认自己曾经非常佩服他：

“总之，后来在我眼里，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连他衣服上的樟脑味都是香的。庄士敦让我相信西方人是最聪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是其中最有学问的。我想，恐怕连庄士敦自己都没想到，他竟能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穿的毛呢衣料让我开始怀疑中国丝绸的价值，他口袋里的自来水笔让我觉得中国的毛笔和宣纸显得那么低级。自从他把英国军营的军乐队带进宫里演奏，我就觉得中国的丝弦乐器听起来不堪入耳，甚至连宫中的丹陛大乐也显得不再那么威严。就是因为庄士敦曾戏谑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我才决定把它剪掉。”

可惜，庄士敦没有机会看到溥仪写下的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