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个月,日本防卫省高调宣布,位于西南诸岛的导弹联队再次进行扩编,并且成功完成了新型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与此同时,在东京市中心,一场要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大型集会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配合着日本近期不断加大防卫预算,目标是达到GDP的2%,并在国际上紧随美国,时常以“台湾有事”为议题发声,整个东亚地区的气氛也变得愈加紧张。这样的场景,是不是让人感到有些熟悉?
你或许无法想象,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的伟大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就曾经预言了这一切。罗素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还是一位远见卓识的社会观察者。1922年,罗素来中国游历了一年后,撰写了《中国问题》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专门用一整章的篇幅,冷静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邻国——日本。他的结论在当时显得格外耸人听闻,但如果放到今天来看,反而让人感到一种寒意。
罗素的分析,像是剥开了日本表面的华丽外衣,直指其内在的两大“病根”。这两大病根,一个是与生俱来的,另一个则是后天养成的。它们共同作用,决定了日本的历史轨迹,也塑造了它与邻国,尤其是与中国之间复杂而危险的关系。
罗素指出的第一个病症,属于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日本这个国家从地理条件上就注定了它的“饥渴”命运。试想,你拥有一辆性能极为强大的超级跑车,但油箱却非常小,周围几百公里内都找不到加油站。你会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焦虑,且是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促使你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并控制加油站。
日本就是这辆超级跑车。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它开始疯狂学习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在短短几十年里建立起了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军事力量。这台机器高速运转,吞噬着大量资源——煤炭、钢铁、石油、橡胶。然而,问题在于,日本本土的资源极为贫乏,这个狭长的岛国几乎一无所有。根据2025年最新的数据,日本的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12%左右,也就是说,近九成的资源都必须依赖进口。更为严重的是,在芯片、新能源等关键行业,日本的稀土资源约有六成来自中国。
罗素早在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现代化基础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旦海上生命线被切断,它的工业和军事机器便会立即停滞,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可能瞬间崩溃。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罗素称之为“资源饥渴症”。而正是这种“饥渴”,决定了日本必然走上外向型、扩张性的国家战略。寻找并控制资源产地,尤其是市场,成为日本生存和发展的唯一选择。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为了日本最垂涎的目标。
因此,罗素得出了一个冷静且无情的结论: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侵略中国已经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动手”和“如何动手”的问题。1931年,日本关东军悍然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将东北的煤炭和钢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为其庞大的战争机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和物资。
罗素的分析被历史所证实。时至今日,日本的“资源饥渴症”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表现出来。二战后,日本不再通过军事侵略扩张,而是转向了经济上的全球布局,通过技术和资本的力量,尽力去控制和获取资源。然而,那种深藏骨髓的不安全感,仍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动力。
因此,今天我们看到日本在马六甲海峡、南海、台海等问题上表现得愈发活跃和激进。这背后,依然是对海上生命线的极度担忧,始终害怕一旦这条“血管”被切断,自己将陷入困境。
如果说“资源饥渴”是日本的先天缺陷,那么罗素所指出的第二个病症——“军国主义狂热”,则是其后天染上的毒瘾。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现代化,但却也催生了一个怪胎:一个看似现代、手握高科技武器的国家,实则内核仍然是封建武士道思想的统治集团。这个集团将天皇神化,宣扬“八纮一宇”(即统一世界),把侵略行为美化为“解放亚洲”的“圣战”。
这种狂热的思想,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首次得以体现。当时日本凭借小国之身击败了强大的清朝帝国,取得台湾,并拿走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笔钱成为了日本下一轮军备扩张的资本。接着,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再次以“亚洲第一”的姿态,在中国东北战场击败了沙俄帝国,极大地提升了其国际地位。这两场胜利,形成了日本整个社会的路径依赖:依靠军事冒险进行“赌国运”,是一条迅速发家、提升地位的道路。
军方的膨胀最终导致了政府的决策权被军方绑架,文官内阁失去了实际的决策权。罗素当时形容这时的日本是“一个信奉刀与火的民族”,他们只信任武力,不懂得平等和尊重。这种“赌国运”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灾难:从侵占东北到全面侵华,再到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的暴行,日本的侵略野心愈发膨胀,残暴程度也远超罗素的预料。
最终,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偷袭珍珠港,再次“豪赌”,试图通过这一切夺取东南亚的资源,切断对中国的援助。结果它遇到了一个无法“赌得过”的强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爆炸摧毁了日本的帝国梦,也让其至今深陷战后的反思和悔恨。
那么,今天的日本是否戒掉了这种“赌国运”的毒瘾?表面上看,战后的和平宪法确实限制了日本的军事发展,使其成为一个“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然而,最新的民调显示,超过63%的年轻人支持修改宪法,甚至将自卫队转变为“国防军”。前首相岸田文雄的政府,虽然背负着巨额债务,但仍不断增加军费,甚至表示要“勒紧裤腰带”继续扩军。这种态度与当年并无太大区别。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日本正在进行历史修正主义,逐渐篡改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在许多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被淡化为“南京事件”,而靖国神社的鬼影依旧盘旋在东京的上空。这样的历史修正,实质上是在为下一步的“国家正常化”做铺垫,亦即挣脱战后束缚,走上军事大国的道路。
如今的日本,似乎正在重演百年前的剧情:与美国结盟,利用海上霸权遏制崛起的中国。而它的手段,也从昔日的“真刀真枪”,升级为如今的“混合战争”,其中包括认知战、信息战以及法律战等。
伯特兰·罗素曾经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对中国寄予厚望。他欣赏中华文明中的“以和为贵”,但同时也担忧这种特质可能在面对侵略时显得过于软弱。罗素希望中国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殖民掠夺的复兴之路。今天的中国,已然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中国拥有强大的自保能力,但罗素的警告依然值得我们警惕。面对日本这样的邻国,我们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必须保持高度警觉。这种警觉,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