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藤野先生》管窥鲁迅与近代中国的曲折探索

许金连||江西

读过很多次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也讲过很多次，但每次读每次讲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所谓的文章常读常新大概如此吧！这里说说最近的两点感受。

一、跟着鲁迅先生学习写人记事的方法。

文中第6-7段写道“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在这里，鲁迅运用了白描的手法。白描原是中国画的一种技法，指用墨线勾描物象不加色彩。在文学创作上它指的是一种用最简练、不加修饰的笔墨，抓住事物最主要的特征，展现出事物鲜明、形象的表现手法。文中简简单单的两句话就写出了藤野先生的外貌、举止、声调等方面的特点。

说起白描则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其中开头三句，通过纯粹的名词意象并列，生动传神地描绘出一幅萧瑟苍凉的秋景图。作者将浓烈的思乡之情完全融入客观景物的描绘之中，以至于最后直抒胸臆：“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又有张岱《湖心亭看雪》里“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也是简练到极致的笔墨，精准的量词运用，营造出了空灵的意境，更写出了作者昭昭日月，故国有明的深切怀念。

接下来在第8-10段，鲁迅则用正侧面描写的结合。

从第11段到23段，主要讲述了藤野先生与“我”（鲁迅)交往时的四件事情。添改讲义，订正解剖图，关心解剖实习，了解中国女人裹脚。这四件事情之间是有逻辑性的。首先是添改讲义，藤野先生作为一名老师，查看学生的笔记是他最基本的教学任务之一，所以把这放在了第一位。

接着是订正鲁迅画的解剖图。藤野先生在给鲁迅订正解剖图的时候，这个说法也特别有讲究。他首先提出了一个事实，就是鲁迅把血管画偏移了一点位置，但接着又用肯定的语气说：“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好看些。”但他同时也强调事实说：“然而解剖图并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变它。”接着对鲁迅提出了要求“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当然藤野先生是好老师，鲁迅先生当时似乎不是乖学生，哪怕是老师讲了之后，我们的周先生还是很不服气：“图还是我画得不错……”到此，我还开玩笑地说：“幸好鲁迅最后没有成为一个医生，而是成为文学家。要不然以他那不服气的样子，那万一让鲁迅做起手术来，说：‘哎，你这个血管有点歪了，我给你扳正一下’。那可就完了，真要是这样的话，那鲁迅和他所批判的庸医有什么区别呢？若如此岂不成了传说中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如果说从讲课到关心鲁迅的解剖实习，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教导。那么从教学到学术了解中国女人裹脚的事情，则是从教学到学术。藤野先生来说，他是教授骨学的。所以他或许非常想知道，中国女人裹了脚之后，骨头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

以上所述从白描手法，正侧面描写相结合，典型事件的运用，以及典型事件里面的典型性、逻辑性和生动性，鲁迅先生给我们刻画了一个：形象刻板，但是生活俭朴，不拘小节，同时又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严而有道，关心尊重学生，富有求实精神的藤野先生形象。这些写作手法在我们的日常写作当中是可以运用进来的。或许正是这样的一个藤野先生，鲁迅在弃医时不忍告诉藤野先生不再学医学的真相。不得已说了善意的谎言。尽管如此，藤野先生还是亲自把鲁迅叫到他的家里惜别。这是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深厚情感。以至于很多年以后鲁迅还说：“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而当鲁迅遭遇困顿的环境时，当他想要偷懒时，只要他看见藤野先生的相片他又增加了勇气，打算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二、从鲁迅先生个人的心路历程看中国近代探索的曲折之路。

《藤野先生》一文里面，一方面写了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相识、相处、离别，还有对藤野先生的怀念。然而这条师生情谊的明线之下，还涌动着一条暗线那就是鲁迅心路历程的变化。

鲁迅1881年生于绍兴，1887年开始入读：三味书屋。1898年，家道中落之后，他到南京求学。鲁迅在《锁记》里清晰地揭示了他离家去南京的两个核心动因：一是对故乡人和环境的彻底失望与厌恶；二是对新学和未知世界的强烈向往。更重要的是南京水师学堂是不用学费的，这是一所洋务派所创办的军事学校。从此，鲁迅和传统的科举教育决裂了。

《琐记》中曾用“乌烟瘴气”形容南京水师学堂的生活，文中还写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由于对南京水师学堂不满，1899年鲁迅便转入矿路学堂。正是在这里他读到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翻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对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02年从矿路学堂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

从绍兴到东京，鲁迅怀揣着一颗爱国救国之心，但他在东京发现：“东京无非也是这样。”本来应该是出去日本学习救国救民知识的清国留学生，一个个却是浮华轻薄，丑态毕露。对东京留学生的失望让鲁迅有了到别处去看看的想法，正是这时他来到了仙台。在仙台他进入了专门医术学校。在这里他遭遇了“匿名信事件”而从这个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藤野先生并没有民族的偏见，他对我有着热心的希望，殷殷教诲。

在“幻灯片事件”中，鲁迅提到：“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分析这段话我们发现在这个场景中，存在多重“看”的关系：日本学生看幻灯片、鲁迅看幻灯片里的中国看客，幻灯片里中国看客的麻木，甚至背景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也是看客角色。这种多重“凝视”让鲁迅身处“被观看”的屈辱位置，也让他彻底看清了“看客”精神的可怕——这不仅是同胞的麻木，也是自己作为弱国子民在异邦的凄凉处境，更是国家在时代里的艰难时刻。《〈呐喊〉自序》中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正是鲁迅这种深刻的洞察，才催生了“弃医从文”这一改变中国文学史的决断。

1909年8月，鲁迅回到中国。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新文化运动为鲁迅提供了舞台和契机，让他从沉默中走出，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此后，他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等一系列小说，结集为《呐喊》。这些文章深刻揭示了封建礼教的残酷、社会的冷漠以及民众的愚昧，为文学革命提供了最坚实、最高质量的创作成果，证明了白话文也能表现如此深刻的思想主题。

鲁迅的经历是一条清晰的轨迹：传统私塾→新式学堂(南京)→留学日本(东京－仙台－东京) →文艺救国。这条道路的每一次转向，都源于他对个人责任和家国命运的深刻思考。

而鲁迅的个人经历正是中国近代史探索的微缩版本。从1840年到1860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洋务运动开启了技术救国的道路探索，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彻底失败了。这时康梁发起了制度的变革，不过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因此才有了1915年的陈独秀、李大钊的新文化运动。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里面中国人的曲折探索，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变化。而鲁迅个人这种深刻的心路历程，则赋予了《藤野先生》平静文字下的巨大情感张力，使得一篇回忆散文成为一部思想的史诗。从一篇课文我们可以读懂一个人的选择，更可以看清一个时代的脉络。

2025年11月5日

插图/网络

作者简介

许金连，网名：千年一梦。广东韶关人，现居江西赣州。中共党员，中山大学本科学历，热爱文学和历史，中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