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皖北宿县的夜晚寒风刺骨，前沿指挥所却依然忙碌异常。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正悄悄指向长江南岸，暗示着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即将迎接新的任务。大家都明白，这一支队伍一旦集结，接下来就会向江南地区发起进攻。

这支纵队的指挥官是47岁的孙仲德。孙仲德经历过大革命的洗礼，随后投身新四军，从排长一路升至纵队司令。年纪最大、经验最丰富的他，平时喜欢在作战会议上捻着短须，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孙”。有参谋曾开玩笑问他：“老孙，下步去哪？”他只是摆摆手，说：“先把江给我趟开。”

先遣纵队的编成速度很快。1纵、4纵、6纵各抽出1000名精锐老兵，重新编为1、4、7三个支队，再加上一个机动支队，总共四支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一名士兵都非常强悍。饶守坤、彭德清、刘亨云三位上校师长分别被任命为支队司令。饶守坤41岁，在闽北的游击战争中养成了雷厉风行的性格；彭德清在闽南战场的连续进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战迅速且精准。

值得注意的是，纵队中还有一位38岁的谭启龙。自从湘赣边区“犁庭扫穴”的日子起，他就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浙江东部作战时，他凭借一口家乡话与群众建立了深厚的联系。被任命为纵队政委的谭启龙，在上任时说：“再往南，熟悉的地方更多，乡亲们更多，事情要做得更细致。”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还未完全结束，先遣纵队的渡江计划被临时叫停。华东野战军决定暂时调整部署，大军急需整编。纵队的计划因此被暂停，几位主将被调往其他岗位，原本成型的尖刀部队被拆分。

3月初，新编的皖北军区开始运作，曾希圣担任司令兼政委，梁从学担任副司令。孙仲德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二副司令。梁从学拍着孙仲德的肩膀说：“要打仗，也得会算账。”他让孙仲德负责皖北的防务、补给和训练，而孙仲德也开始将精力转向了这些重要的后勤工作。

同月，中央军委电报通知谭启龙调往三野第七兵团担任政委，并与王建安搭档。尽管形式上他进入了兵团，但实际任务是“南下带路”。浙江沿海的敌人仍顽强抵抗，三野副政委谭震林带领部队向温台推进，而谭启龙则带领工作队提前到达，顺利协调地方党政和军队的合作，为后续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饶守坤则转任30军副军长，尽管大部分部队仍在安徽整理装备，但他并未闲着，特地赶到闽北老区收拢散失的队伍，补充兵员。他风趣地说：“当年我们在这里埋伏过敌人，现在我作为副军长回来，也算是完成了圆梦。”

彭德清同样被编入30军，担任副军长。不久后，他又被海军总队召调，加入了东海舰队。陶勇首长知道他在闽南海岸战斗过，便决定让他担任重要职务。彭德清与陶勇握手时幽默地说：“陆地上的硬骨头我熟，海上的规矩我得再学。”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尽管先遣纵队的番号已不复存在，但他们收集的情报和对敌情的摸排工作，仍被后续部队广泛采用。七兵团登陆浙江时，沿用了谭启龙留下的秘密交通线；30军在福州的战斗，也借鉴了饶守坤几年前绘制的山地手绘图。

新中国成立后，这几位指挥员陆续担任重要岗位。1950年，海军机关扩大，彭德清和饶守坤分别担任要职；1955年，饶守坤被授予中将军衔，彭德清则为少将。虽然大家看到肩章，可能以为饶守坤资历更深，但其实两人同年出生，差别只在几次关键的战斗经历。

孙仲德在皖北军区工作了整整五年，直到1954年才调入军委作战部。有次有人问他最难忘的战斗，他却说：“最难忘的，是那支没能完成任务的先遣纵队。我们准备得很充分，却没有机会真正去打。”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但也带着老兵特有的淡然。

至于谭启龙，浙江战役后他被调往华东第七军区，负责东南沿海的防务。1960年，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先遣纵队的经验让我明白，兵不在多，而是要选好钢；将不在高位，而是要能吃苦。”这一句俚语，精确地道出了那段短暂但充满机动性和变革的历史。

虽然先遣纵队仅存在了九个月，番号早已消失，但它培养出的四位杰出指挥员，却在随后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了新中国军事力量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