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起，欧洲的国际关系经历了复杂且深刻的变化。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欧洲政坛风云激荡，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也迈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英国是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随后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国也纷纷迎来了产业革命。这一系列变化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并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初步成形加速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步伐。

1815年，维也纳会议重塑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格局。为了防止法国再次崛起，战胜国英、俄、奥、普四国紧密合作。根据维也纳体系，法国的领土被恢复到1790年的边界，并加强周边国家的力量，以约束法国的再次扩张。为了维持战后秩序，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了神圣同盟，旨在推动维也纳体系的运作。

然而，维也纳体系倡导的均势原则、正统主义和补偿原则等国际准则，与法国大革命后各国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潮流相悖。这一体系未能适应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达到高潮。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等地爆发了几乎同时的革命浪潮。“神圣同盟”无力干预这些变革，维也纳体系逐渐崩溃，最终走向瓦解。

在这个大背景下，克里米亚战争成为见证十九世纪国际格局变化的关键历史事件。法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不再是过去那个令其他欧洲国家感到恐惧的“眼中钉”。为了保持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平衡以及维护地中海的现状，历来主张欧洲均势的英国，首次放下与法国的历史仇恨，展开了合作。

这一时期，英法两国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成为从宿敌到盟友的重要过渡阶段。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两国携手并肩，共同抵御俄罗斯的进攻。战场上，数以万计的士兵并肩作战，尽管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怨恨，但他们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

要真正理解克里米亚战争的深远意义，我们必须回顾这场战争爆发前的复杂国内外环境。法国在十九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中显得尤为落后。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卡伦曾形容：“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一个脆弱的工业化国家。”当时，法国由无数小型行业组成，缺乏生产技术和投资，农村经济仍占主导地位，社会发展缓慢。

法国的工业革命远远落后于英国，大约在1830至1840年间才开始起步。此时，法国修建了第一条连接圣艾蒂安与里昂的国内铁路，带动了社会的飞跃。然而，工业革命的成果主要被少数富人所享有，普通百姓的生活依旧艰难。

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完全取代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尚未牢固确立。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保守政策未能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危机。到了1840年代，法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1845年，农业危机爆发，爱尔兰的马铃薯疫病导致棉花大减产。1846年，欧洲大部分麦田受冻，粮价暴涨，法国也未能幸免。

此时，法国的农业生产遭遇重创，粮食产量大幅减少，农业界陷入困境。随之而来的是工业停滞，纺织业衰退，许多工厂和商人破产。物价飙升、市场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

1848年，法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民众因不满经济困境而起义，占领了巴黎。路易·菲利普国王被迫退位，随后由拉马丁领导的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临时政府的多派合作并未能缓解国内的严重问题，经济形势依旧严峻。

法国面临着内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内的共和派与君主派互相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1848年6月，巴黎工人爆发武装起义。政府对内外压力应对不力，使得法国的社会秩序愈发动荡。最终，人民渴望强有力的政权来维持社会秩序，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

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通过公民投票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法国的皇帝，开启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使法国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提倡政府为社会经济提供支持，推动铁路建设、信贷体系的完善，推动工业发展。

拿破仑三世的改革使法国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他通过强力政府干预，逐步实现了更高的工作机会、更长的假期和更短的劳动时间，提升了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时，拿破仑三世还受到了圣西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影响，推动了法国的工业革命。

在国内政治上，拿破仑三世并未消除旧有的党派体系，反而让它们继续在法国政治中存在。共和派和正统派的斗争依旧存在，尽管他们表面上服从于拿破仑三世的领导。法国的阶级斗争和经济改革，使拿破仑三世的帝国稳固了近二十年，成为当时法国外交政策和欧洲局势的重要推动力。

这段历史不仅反映了法国的国内政治斗争，还对欧洲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的合作以及法国国内改革的推动，使法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