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章太炎首次流亡日本，在这段时间里，他遇见了孙中山。两人就“如果改朝换代，应该定都哪里”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孙中山提出了三个候选城市：武昌、西安和伊犁。

章太炎将这个讨论记录在《訄书》里，写道：“谋本部则武昌，谋藩福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孙中山认为，首都问题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他曾明确表示：“都城问题，与国家的存亡利害密切相关。”

事实上，选择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康有为曾建议将首都迁至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是中国最繁华、人口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把上海纳入首都候选城市。虽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作为首都，它有一个致命缺点——缺乏战略纵深，容易遭受攻击。

直到1912年，孙中山才公开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将上海列入建都的考虑之中。他说：“有人认为，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需要长海岸线，上海因为繁华最适宜。可上海有许多租界，四面受敌，一旦敌人来袭，城市将陷入危险。”

因此，孙中山考虑的首都城市包括广州、北京、重庆、兰州、太原、疏勒、西安、开封、伊犁等。

1897年，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他与宫崎寅藏讨论过建都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一都四京”理论。他主张首都定在武汉，四座京城为北京、南京、广州和重庆。这个理论在1902年进一步发展，孙中山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想法：“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换句话说，如果要分裂国家，武昌最适合；如果要统一中国，西安是最合适的选择；如果要征服整个亚洲，那么伊犁则是理想的首都。

这一说法当时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有一些文人讥讽孙中山：“故弄玄虚，故意求新。”武昌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重镇，西安是十三朝古都，而伊犁则是一个边远的西北地区，为什么会被孙中山列为“谋大洲”的理想之地呢？

尽管如此，孙中山在后来的言论中仍然对伊犁给予了高度评价。1912年，在与袁世凯的谈话中，他提到：“将来可能的首都选择包括武昌、南京，或者开封。”

1912年4月，孙中山在武昌发表了关于建都武昌的演讲，他指出，武昌作为交通枢纽，具有极大的战略优势：“它是连接南北、东西的重要通道，西连巴蜀、滇黔，北控秦晋伊洛，实乃天府重地。”

同年10月，孙中山又谈到南京的优势：“南京位于全国的中心，处于长江流域，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尤其是它是海军的根本。如果在这里建立制造厂，材料运输成本低。”

经过多方考虑，孙中山最终选择了南京作为首都。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伊犁的赞美——认为它有潜力成为一个统一亚洲的基地。他也一直致力于开发西部，希望在20世纪能够重启西部大门。

那么，为什么孙中山没有选择将首都定在伊犁呢？这个问题的原因复杂，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当时中国面临着与袁世凯的权力斗争，而伊犁尽管有巨大的战略潜力，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开发这一地区，因此这一计划被一再搁置。

伊犁位于中国西部边陲，是亚欧大陆桥的中国一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为什么孙中山会将伊犁纳入考虑之中，甚至认为它有潜力成为首都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孙中山的时代。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峻，社会革命和变法图强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尤其是那些可能引发大规模革命的因素。

伊犁地处巴尔喀什湖东南，是一片绿洲，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在孙中山的全国经济建设蓝图中，伊犁被视为一个潜力巨大的地区。他建议依托伊犁丰富的水资源和广阔的草原，发展畜牧业。并且，塔里木河下游有可能打通沙漠，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

除了农业，伊犁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出产金、铜、铁、煤、铅等矿产，其中的铅矿曾是清朝时期的重要军事资源。伊犁还拥有丰富的煤、陶土、建材等资源，早在清朝时期，伊犁就开始进行矿产开发，并且在清朝的经济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伊犁的矿产资源和农业潜力，以及它的地理优势，让孙中山看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而且，伊犁的水资源也很丰富，是新疆地区水资源的主要来源之一。孙中山曾设想，若能完善伊犁的交通和水利设施，它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

尽管在孙中山时代，伊犁的经济并不发达，但他已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巨大潜力。实际上，在21世纪，伊犁的水利设施得到了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推进，成为了西北地区的重要发展区。

伊犁的地理位置让它成为了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这个地区不仅是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也成为了中国边疆防卫的重要战略点。

孙中山非常清楚，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边疆正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特别是来自沙俄的侵略。伊犁作为中国西北的门户，成为了他构建国家防线的核心部分。

因此，孙中山并不仅仅把伊犁当作一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更将它视为一个可以支撑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要地。他认为，若能开发伊犁，不仅能加强国家的经济力量，还能增强国防实力，防止外敌侵略。

尽管孙中山在后来没有实现将伊犁作为首都的设想，但他对伊犁的青睐，背后蕴含着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远见和深远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