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铁瓜

如果没有意外，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她刚刚赢得了自民党总裁一职，按日本的政治惯例，这几乎等同于成为下任首相。

谈她的执政路线，尤其是对华政策，很多细节在公开场合难以逐条展开——有些话题在国内言说本就敏感。但可以明确地说：高市早苗的上台，反映出日本政治中一股更强硬、更倾向修宪和增强军力的力量在抬头。对我来说，这并非危言耸听——这类政治走向确实提高了地区紧张的风险。

日本右翼对战争与时机的看法，深受历史叙事影响。对他们来说，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可复制的范例”：当年清朝虽然在经济体量和海军自评上占优，却在战争中溃败；随后的《马关条约》带来了巨额赔款，这些财富被认为是日本工业化的启动资金。这段历史在右翼叙事中被简化为“以战获利、以战取强”的模板，进而滋生出一种相信“小国能通过军力和战争重塑命运”的思路。

这种路径依赖造成了严重的判断偏差：他们往往忽略了今天与过去的根本差别。现代的中国是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远超旧时代的军事实力以及核威慑能力的主权国家；任何把当代中国等同于旧时弱点国家的想法，都是对现实的误读。把历史经验简单搬到现在，会带来极大的战略误判风险。

高市早苗的政治主张恰恰是这种误读的体现。她公开推动修改战后宪法、尤其是第九条，倡议赋予日本更明确的对外军事权能——包括先制打击能力和把自卫队正式改名为“国防军”。这不是单纯的制度调整，而是试图从法律层面扩展使用武力的空间。对不少右翼支持者来说，这代表着要把日本带回“能动用武力、能对外扩张”的路线。

与此同时，右翼对中国内部状况的认知也存在放大与偏差。他们通过信息过滤，把网络上极少数的亲日或批评性声音当作社会主流，认为中国社会存在大量潜在“内部分裂”或“亲日力量”，一旦局势升级，这些力量会成为快速瓦解中国抵抗的突破口。这种以偏概全的判断，很容易让政策制定者误以为对手比实际更软弱、更容易被分化。

高市在选举期间曾偶尔释放希望“与中方坦率对话”的姿态，但这更多被视为战术性表述。她的基本选民结构偏向右翼，一旦对华立场显得软化，可能会动摇她的内部支持基础。因此，在实际操作层面，她更可能依赖并放大那套“对华强硬、争取盟友支持”的思路。

外部环境也在助长这种焦虑与冒进的想法。一部分日本政治圈认为，现在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动对华行动“有利”：美国在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下会支持盟友；俄罗斯被困于与乌克兰的消耗，难以在东亚给中国提供实质性支持；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力量可以被拉拢，形成对中国施压的多国合力。基于这种判断，某些人甚至幻想建立一个以日本为首、包含菲律宾、部分东南亚国家乃至印度的松散联盟，对中国在多个方向施压。

高市的外交主张与这些想法相吻合。她强调要强化美日同盟，并推动与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构建更紧密的“防务圈”。这种以联盟和小圈子为核心的策略，本质上是希望通过外部支持来平衡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力。

国内外的这种共振，促使日本在军备和防务开支上持续上调。财政预算中防务项近年来连年走高，政府申请的防卫经费规模创历史新高，集中投向远程打击能力、高超音速武器、无人机防御系统等新兴领域。日本军工企业的防务收入显著增长，相关厂商扩大投资、投入长期战机发动机、导弹等关键科研项目。部分政客更提出把防务开支提高到GDP的2%目标，配合宪法修改的诉求，形成“法制＋军备”的双轨推进。

右翼的叠加思维——历史自信、对中国内部裂隙的夸大、外部同盟依赖感，以及对“现在不动手将永远失去战略机会”的末班车心态——组合成了一种危险的决策逻辑：他们认为，在中国彻底巩固区域影响力之前，是采取冒险行动的“最后窗口”。这种心态与策略上的误判相结合，可能把日本推向更高风险的路线。

总的来说，高市早苗的上台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内部政治生态和外部安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她所代表的路线强调修宪、扩军、强化同盟，这些都将改变东亚的战略态势。对地区安全而言，最必要的依然是各方冷静判断历史与现实差异，避免基于误读和恐慌做出冲动决策；对于我们，也必须以足够的警惕和准备来应对各种可能，但同时保留通过外交与多边渠道化解风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