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韩国京畿道突然成为全国的关注焦点，因为这里成为了韩国首个实施私营企业工时改革的试验区。在这个地方，67家中小企业和1家公共机构的员工，可以自主选择三种上班模式：每周工作35小时、隔周休四天，或者每周四天半上班。这个试点项目将持续到2027年，旨在观察生产力和员工满意度的变化。

推动这一改革的，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他曾表示，韩国应从“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缩短工时正是他的施政重点之一。众所周知，韩国人“拼命加班”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据2024年数据显示，韩国工人平均每年工作1865小时，位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第六，比其他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长1736小时要多得多。然而，有趣的是，工时长并不等于工作效率高。韩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仅为44.4美元，在OECD国家中排第33位，远远落后于美国（77.9美元）和德国（68.1美元）。这说明“多工作时间能提高产出”的观念并不成立，反而形成了“高工时低效率”的怪圈。李在明政府因此决定推行改革，希望从根本上打破这一困境。

为了鼓励企业减少工时，光喊口号显然不够。京畿道政府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补贴：每减少5小时工时，企业每月可获得26万韩元的补助，而转型的企业最多还能获得2000万韩元的补贴。整个试点项目预计耗资约80亿韩元。然而，这只是京畿道的投入，若全国推广，地方财政可能无法承担。根据韩国企划财政部的数据，地方政府每年的赤字已经占GDP的2.1%。如果推行全国性改革，每年还需额外支出1.2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1亿元），这无疑给地方财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而企业方面的反应也并非一边倒的支持。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如现代汽车，他们能够通过调整生产班次来消化工时减少的压力，确保生产不受影响。然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增加招聘员工，但这样会加大成本，而韩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3.2%；要么让现有员工承担更多的工作，这可能导致隐性加班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对于半导体、钢铁等需要24小时不停生产的行业，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等公司明确表示，强制减工时与他们的生产模式完全不符。例如，三星晶圆制造的生产线一旦停工，一小时的损失就可能超过10亿韩元。因此，对于这些特殊行业的企业来说，改革措施显得格外困难。

此外，韩国推行工时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目的，那就是提高生育率。近年来，韩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全球最低水平，2023年为0.72，2024年略微回升至0.75，依然是OECD国家中唯一低于1的国家。京畿研究院的一项报告指出，过长的工时和沉重的育儿负担是导致许多人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根据我在韩国的朋友的观察，许多已婚但没有孩子的女性表示“没有时间带孩子”是他们不生育的主要原因，而男性也抱怨“加班让家庭生活几乎无法兼顾”。如果夫妻俩每天都在工作中度过，回家后已经精疲力尽，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甚至考虑要二胎呢？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正在酝酿更系统的改革。雇佣劳动部已经提交了《缩短实际工作时间支援法》草案，计划在未来四年内分阶段推进改革。首先，将法定工时缩短至每周36小时；其次，立法保障员工下班后能够“断联”，也就是不再需要回复工作信息，还赋予员工“弹性工作请求权”。总预算为835亿韩元。这些改革将逐步从试点过渡到正式制度，但李在明政府明确表示，不会一刀切，强制推行。

回顾过去，韩国也曾有过失败的教训。例如，2019年教育界曾试行四天工作制，但由于效率低下，不久后就取消了这一政策。此外，三星去年还获得批准，允许研发人员每周最多工作64小时，证明一些特殊行业确实存在无法减工时的实际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看，韩国的四天半工作制，表面上看似是为了让员工减少加班，实则是为了打破“过劳”和“低生育”的困境。然而，这条改革之路并不平坦，如何在财政负担、企业适应能力以及不同行业的实际需求之间找到平衡，将是成功的关键。如果能够根据行业特点灵活调整，再加上更多支持育儿的政策，比如增加托育机构的建设、延长产假等，或许能够让韩国的工人更愿意减少加班，同时多照顾家人，最终达到改善生育率的目标。毕竟，对普通人来说，能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不过度被工作压垮，才是最实际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