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徐树铮率军收复外蒙古，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但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人在意。徐树铮甚至把外蒙的活佛哲布尊丹巴押解到北京献给总统徐世昌，结果徐世昌反应平淡，社会上也没引起太大波澜，更没有因此让徐树铮赢得什么威望。只有孙中山发来贺电，称他为“当代班超”，此事便不了了之。

奇怪的是，这片面积达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当时国人眼里似乎价值并不高。反而是被沙俄占去的外东北，引发了更强烈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时也曾提出收回外蒙，但并未坚持，最终选择放弃。这种“淡漠”，其实源于历史的深层原因。

清朝的统治方式：高压与分化

外蒙自清朝多伦会盟后彻底并入版图，名义上属于皇帝统治，但清廷却以“蒙古大汗”的身份来管理蒙古。这让蒙古人既接受了清朝的制度，又保留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为了防止蒙古贵族联合，清廷将外蒙划分为“四盟八十六旗”，滥封王公贵族。这些头衔很多都可以用钱买：捐一百两白银就能获得记名，四百两可升一级，甚至花两千四百两就能随时请旨晋升。蒙古贵族们借此获得荣华富贵，纷纷沉迷京城繁华，反而渐渐疏远了自己领地的管理。久而久之，许多地区事实上被清廷收归。

与此同时，清廷推行参觐制度，规定蒙古王公必须轮流入京朝见。朝廷为他们提供丰厚待遇，让他们留恋京城生活。如此一来，蒙古地方权力被架空，贵族们逐渐丧失了对草原的实际控制。

减丁弱民：人口锐减的隐患

对于普通蒙古百姓，清廷采取的手段更加严苛。清廷大力推广黄教（藏传佛教），兴建大量寺庙，并规定每户必须有一名男子出家。出家人免除赋役税收，还能穿绸缎，这让许多家庭主动送儿子入寺。

到清末，仅漠南地区就有上千座寺庙，喀尔喀蒙古也有七百余座。全蒙古四十多万人口中，竟有十万人出家，占比高达44%。大量青壮年进入寺庙，无法成家立业，导致人口锐减。与此同时，清廷还限制蒙古人迁徙，不准随意离开本旗，也禁止汉人自由进入，只有晋商获准经营贸易。晋商在当地主要靠放贷发财，使蒙古上层债台高筑，土地与牲畜纷纷抵押，许多贵族被迫东躲西藏。

由于人口稀少，蒙古女性难以找到配偶，很多不得不嫁给进入草原的晋商、清军或随行仆从。久而久之，外蒙对内地没有归属感，汉地民众对外蒙也缺乏认同。

这种体制或许在封建时代能维持稳定，但进入近代，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掘坟墓。

沙俄与苏俄的推波助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沙俄趁机渗透外蒙，煽动其独立。许多蒙古人并非真正理解民族独立的意义，而是想借机赖掉欠晋商的债务。与此同时，那些早已在京城安逸生活的蒙古王公，也对草原无心插手。沙俄虽有意扶植，却因自身衰弱而未能完全掌控。

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苏俄取代沙俄，开始向周边输出革命思想。清朝时期的“减丁弱民”“宗教压迫”逐渐被揭露。此时世界已进入以民族独立与平等为主旋律的新时代，外蒙便以此为理由宣布独立。

民国政府虽然理论上仍拥有宗主权，但面对外蒙人口因清廷政策锐减、几近“种族灭绝”的事实，却难以据理力争。如果说外蒙问题是“国内事务”，等于承认清廷的压迫；若否认，则等于承认蒙古独立的合理性。无论如何，国共两党都难找到合理立场来反驳。

毛泽东的最后尝试

1949年底，毛泽东出访苏联，和斯大林谈及外蒙问题。毛泽东希望收回，但斯大林坚持保留外蒙独立。最终，毛泽东同意这一条件，作为交换，苏联援建中国五十个工业项目，并提供低息贷款。自此，外蒙回归的话题再未被提起。

总结

外蒙的独立，并不是偶然，而是清朝长期政策埋下的祸根：

- 贵族被腐化，失去草原控制力；

- 百姓减丁弱民，人口锐减；

- 与内地联系被切断，互不认同。

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潮流下，外蒙独立几乎成为必然。而清廷的种种做法，也让后来者难以理直气壮地主张收回。最终，外蒙成为独立国家，这段历史，也成为中国近代最复杂的一笔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