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深秋在偃师二里头遗址闲逛，脚下的麦田刚收割完，裸露的黄土里嵌着几片灰陶碎片。导游拿着小喇叭说 “这就是夏都斟鄩的宫殿区”，我忽然想起前考古队队长许宏接受采访时的话，那语气简直像给沸腾的舆论泼了盆冷水：“谁说二里头是夏都几近确认？纯粹是媒体瞎写。”

说实话，这话比遗址里的青铜爵更让我吃惊。从小历史课本就说夏朝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司马迁在《史记》里把夏王谱系写得清清楚楚，怎么到了亲手挖遗址的人嘴里，反倒成了 “假设”？

许宏当队长那些年，二里头挖出的宝贝可不少。3 座大型宫殿基址、铸铜作坊，还有那种被称作 “鸡夷” 的陶器，形状和《礼记》里记载的夏朝礼器一模一样。按说这些都是硬证据，但他偏不松口，理由就一条：没文字。“只有它自己说‘我是夏’，才算铁证。” 他在访谈里举过例子，就像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明确写着商王名号，二里头至今没挖出一块能证明身份的骨头或陶器铭文。

这就让考古圈分成了两派。北大的邹衡教授当年在登封的会上讲了 6 个小时，坚持说二里头一到四期全是夏文化，后来这观点还写进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里。可许宏偏要当 “搅局者”，他甚至发现社科院的研究室牌子都悄悄变了 —— 从 “商周考古” 改成 “夏商周考古”，没人说得清具体什么时候改的，就像 “夏存在” 这件事，慢慢成了默认的事实。

我翻《古本竹书纪年》的时候，看到 “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 的记载，再对照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正好在伊河洛河之间，完全符合 “伊洛竭而夏亡” 的说法。按理说这线索够清晰了，但许宏的反驳更戳要害：“后世文献说的夏，会不会是后人建构的记忆？就像传说里的黄帝，谁能拿出考古实证？”

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疑古思潮就质疑过夏朝。李济先生去山西挖西阴村，本来是想找夏的痕迹，结果只挖出了仰韶文化的彩陶。直到 1959 年徐旭生老先生七十多岁还带队去豫西调查，才发现了二里头这个 “大宝贝”。可即便挖了这么多年，还是没解决核心问题：这地方到底是夏都，还是早商的都城？

有意思的是，许宏虽然不认 “夏都” 的说法，却把二里头看得比秦陵还重要。他在文章里写过，这里的宫殿布局、青铜铸造技术，是真正的 “中华第一都” 的雏形。就像一个新生儿还没起名字，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在遗址博物馆看到那把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碎片拼了三年才复原，龙身蜿蜒，眼睛用白玉镶嵌，那种工艺水平，绝不是普通部落能造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断代工程把夏朝年代从公元前 21 世纪排到 16 世纪，还列出了历代王号，确实有点 “先定结论再找证据” 的意思。许宏吐槽这是 “假定的年表”，不是没有道理。就像我们现在看古装剧，先设定主角身份，再找服装道具贴合，可历史研究不该这么反过来。

有次在考古论坛上碰到位老专家，他说其实考古界的分歧没那么尖锐。“许宏不是否定夏存在，是反对没有证据就下结论。” 就像王城岗遗址被推测是 “禹都阳城”，但也只是推测，没有文字佐证。那些精美的玉器、陶器能证明这里有个强大的政权，可这个政权是不是 “夏”，至今还是谜。

我盯着博物馆里那尊二里头出土的陶鼎发呆时，忽然觉得这场争论特别有意义。比起纠结 “有没有夏”，许宏的坚持其实是在守护考古的底线 —— 不把推测当事实，不把传说当历史。就像他自己说的，考古队长的价值是提供材料，不是给遗址贴标签。

现在再去二里头，麦田边的解说牌已经改成了 “东亚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遗址”，没再提 “夏都” 二字。风吹过空旷的宫殿基址，那些夯土台基沉默不语，它们见过三千多年前的烟火，却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那些没被说透的谜题，才值得一代代人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