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见载于《旧唐书·经籍志》的两种高宗朝实录，为《新唐书·艺文志》扩充至四种，多出的著录实际补自反映馆藏信息的《崇文总目》和反映历史记载的《旧唐书·韦述传》。真正出现过的高宗朝实录仅有三种，其中武后撰百卷本和韦述撰三十卷本均不见后世流传。《旧唐志》仅题许敬宗所撰的三十卷《高宗实录》，实为许敬宗、令狐德棻等于显庆四年初撰，并由刘知幾、吴兢续成，许敬宗题名的消失当与其声名不佳有关。《唐会要·修国史》中许敬宗修《高宗实录》二十卷后的“添成一百卷”当指其续修国史而言。

唐代是官方史学机构系统修撰本朝帝王实录的开端，这一体裁为以后历代所继承，往往成为国史乃至前朝史的重要史源。时至今日，唐代的实录已经基本亡佚殆尽[1]，但对其著录、流传情况进行文献学意义上的考察，仍然很有必要。本文聚焦的几部高宗朝实录，尽管关注唐代官方史学的前贤已经多有论列[2]，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疏通解释。

由开元年间毋煚《古今书录》删定而来的《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著录了两部高宗朝的实录：

《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撰。

《高宗实录》一百卷大圣天后撰。[3]

可以认为，这就是开元年间的官府实际藏书。然而到了《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有关高宗朝的实录增加到了四种：

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

《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

韦述《高宗实录》三十卷

武后《高宗实录》一百卷[4]

据马楠总结研究：“《新唐志》修订、补充《旧唐志》有三种文献来源，合《旧唐志》本身，《新唐志》实际由四个部分组成：（一）《隋志》，即贞观见存书；（二）《旧唐志》，即开元见存书；（三）《崇文总目》等，即以馆阁藏书为主的北宋见存书（王重民说）；（四）史传文献所载唐时当有书（张固也说）。”[5]从时间来看，《隋志》内容自然与高宗朝及以后的书籍无关，可以直接排除，则《新唐志》相对《旧唐志》增加的两部高宗朝实录只能有两个来源：《崇文总目》等北宋馆阁藏书、《旧唐书》等史传中所记著述。

在其著作附后的《两唐书经籍艺文志合编》中，马楠以按语的形式阐述了她对新旧《唐书》著录高宗朝实录的看法，列表如下（“旧”“新”编号为《合编》所拟，马楠按语放在括号内并加粗）[6]：

马楠的按语揭示了两条重要线索。第一，《新唐志》补入的韦述《高宗实录》三十卷，实是依据《旧唐书·韦述传》末尾罗列的韦述著作而来，虽然本传称这些作品“皆行于代”[7]，但至少韦述的这部《高宗实录》宋代已经不存，《新唐志》的著录并不是依据实际的藏书。第二，三十卷本的《高宗后修实录》补自《崇文总目》[8]，也就是北宋实存的馆阁藏书，但这部实录绝不可能开元年间尚无、而在北宋凭空产生[9]，所以马楠推断，这部三十卷本的《高宗后修实录》与《旧唐志》中的许敬宗《高宗实录》三十卷当有关联。在笔者看来，这是正确的意见，不过马楠对两书关系的具体阐述仍有可议之处：

高宗实录始由许敬宗等撰修，为二十卷；令狐德棻续修止乾封；刘知幾、吴兢续成，通前为三十卷，故旧36题作许敬宗。

马楠认为，这部三十卷的《高宗实录》是由许敬宗、令狐德棻、刘知幾、吴兢接力修成的，因为许敬宗为最初的责任人，所以《旧唐志》署他为作者。由此或可推知，《新唐志》中令狐德棻、刘知幾、吴兢的作者信息当是依据北宋见存的《高宗后修实录》补入。但是，这样的描述却与《旧唐书》的记载发生了矛盾。

从《新唐志》开始，《高宗后修实录》便被认为最初为令狐德棻所撰，其断限“止乾封”，而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永徽]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贤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龙朔二年，表请致仕，许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乾封元年，卒于家，年八十四，谥曰宪。[10]

其中的时间信息十分明确，令狐德棻参与修撰《高宗实录》三十卷当在永徽四年（653）以后、龙朔二年（662）致仕以前。况且乾封元年（666）令狐德棻便去世了，其修撰的《高宗实录》更不可能止于乾封（唐代实录的修撰需要起居注等初步工程，不可能与历史进程完全同步）。

那么，令狐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究竟止于何时？《唐会要·修国史》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括号内为原注）：

至[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敬宗、中书侍郎许圉师、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杨仁卿、著作郎顾允，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棻子进封彭阳县公，圉师封平恩县公，淳风封昌乐县男，仁卿封余杭县男，允子并加谏议大夫，赏修实录之功。）[11]

《册府元龟·国史部》也有相关记载：

许敬宗为中书令，与中书侍郎许圉师、著作郎杨仁卿等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凡成二十卷，显庆四年二月毕功奏上之。封敬宗子暹为新城县男，国子祭酒令狐德棻进封彭阳县公，中书侍郎许圉师封平恩县公，太史令李淳风封昌乐县男，著作郎、北平县男杨仁卿，著作郎、余杭县男顾裔并加朝议大夫，并赏修实录之功也。[12]

显庆四年（659），时任中书令的许敬宗领衔修撰了贞观二十三年（649）至显庆三年（658）的高宗朝实录，从赏功名单来看，令狐德棻也是此次修撰的参与人员，只不过《唐会要》载进封彭阳县公的是令狐德棻之子，《册府元龟》载进封彭阳县公的是令狐德棻本人。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他正是在“撰《高宗实录》三十卷”后才“进爵为公”的，此处当从《册府元龟》，《唐会要》之文恐上承“封敬宗子”而衍[13]。而这一时间节点正是在《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框定的永徽四年（653）以后、龙朔二年（662）以前，可知《新唐志》中的“初，令狐德棻撰，止乾封”实可修正为“止显庆”，这次修撰的实际领衔者也是许敬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便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唐高宗实录》三十卷

右唐刘知幾等撰。起即位，尽永淳二年，凡二十九年。初，令狐德棻、许敬宗等撰录，止显庆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后刘知幾与吴兢续成。[14]

而之所以《旧唐志》尚存的“许敬宗撰”题名在《新唐志》中被抹去，当与许敬宗的修史声名不佳有关。《旧唐书》卷五八“史臣曰”：

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15]

作为“废王立武”的支持者，许敬宗的很多行径为史家所不齿[16]，他的众多史著也被认为是“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17]，以至于当高宗、武后朝的历史被清算时，许敬宗的若干记录难逃“削而不书”的命运，如同引文中的《武士彟传》一样。因此，由许敬宗、令狐德棻等发起端，刘知幾、吴兢续其成的这部三十卷本《高宗实录》，很有可能在流传中抹去了许敬宗的题名，从而形成了《崇文总目》及《新唐志》中的模样[18]。

有关这部实录，还有卷数的问题值得讨论。《唐会要·修国史》载许敬宗等：“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已后至显庆三年实录，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二十卷”和“一百卷”的关系颇为难解。若从字面上看，似乎许敬宗等又将二十卷本的实录扩充为一百卷，这与贞观二十三年至显庆三年仅有十年不到的时间不大相当，毕竟《唐会要》同卷载永徽元年（650）长孙无忌等修贞观后期实录，也是用二十卷的篇幅记载了贞观十五年（641）到贞观二十三年（649）总共九年的历史，可见二十卷对于高宗早年的实录来说是比较合理的篇幅。

前引《册府元龟》的记载与《唐会要》略同，唯独删除了“添成一百卷”的部分：

许敬宗为中书令，与中书侍郎许圉师、著作郎杨仁卿等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凡成二十卷，显庆四年二月毕功奏上之。[19]

由此可知，单就实录而言，《唐会要》中“添成一百卷”的记载纯粹是一种误导。所以，解读“添成一百卷”的真正含义，必须结合《唐会要·修国史》的上下文。在显庆四年修实录事之前，《唐会要·修国史》依次交代了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前期实录书成，永徽元年（650）太宗后期实录书成，以及显庆元年（656）《武德贞观两朝史》书成[20]。可见在《唐会要》看来，实录和据实录改撰而来的国史都属于“修国史”这一门类，这两项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的。显庆元年的《武德贞观两朝史》共有八十卷[21]，倘若许敬宗在新成书的二十卷实录基础上改定，并接续八十卷本的《武德贞观两朝史》，则正好可以“添成一百卷”。实际上，刘知幾《史通》正是如此记录：

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至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令狐德棻、著作郎刘胤之、杨仁卿、起居郎顾胤等，因其旧作，缀以后事，复为五十卷。虽云繁杂，时有可观。龙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卿总统史任，更增作传，混成百卷。[22]

《史通》的这段记载并未混杂实录，而是清楚地描述了唐初国史从三十卷到八十卷再到一百卷的过程，结合《唐会要》的记载，可以了解到许敬宗的工作是在二十卷实录的基础上改撰了一部分国史，并将唐代国史扩充到了一百卷。其实《唐会要·修国史》已经在紧接着的后文中提示了我们：高宗事后不满于“敬宗所纪，多非实录”[23]，意欲令刘仁轨等改撰，举出的例子却都是太宗朝的掌故，倘若这一“实录”仅指二十卷本或百卷本的高宗实录，则不会如此多地关涉到太宗朝的记载，所以高宗的评价实际上指向了许敬宗将国史“混成百卷”时的修改工作，而这也是许敬宗日后遭到指摘的重要原因之一[24]。

至于刘知幾、吴兢将二十卷续为三十卷的时间，史传均无记载，推测亦是在开元四年（716）此二人撰成《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前后[25]，因为这一阶段玄宗正式掌控了朝局，开始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历史进行总结，根据新的历史评价标准，先朝实录、国史多被改撰，这部唯一流传后世的《高宗实录》（或《高宗后修实录》），应该完全贯彻了玄宗时代的政治正确，才获得了存活的价值[26]。

综上，或可总结高宗朝三部实录的情况如下[27]：

（一）《高宗实录》三十卷。《旧唐志》仅题许敬宗撰，实为许敬宗、令狐德棻等于显庆四年初撰，起贞观二十三年止显庆三年，共二十卷；刘知幾、吴兢续成，通前为三十卷。《新唐志》改题为《高宗后修实录》（源自《崇文总目》），刊去许敬宗之名，并将初撰断限误作“止于乾封”。此书《崇文总目》见存，《新唐志》据《崇文总目》补入。

（二）《高宗实录》一百卷。《旧唐志》题大圣天后撰，《新唐志》改为武后。此书不见流传。

（三）《高宗实录》三十卷。《新唐志》题韦述撰，成书时代晚于《旧唐志》著录范围，《新唐志》补自《旧唐书·韦述传》相关记载。此书不见流传。

注释：

[1]相比于其他唐代实录仅存片段可供辑佚的情况，《顺宗实录》保存得比较完整。对于《顺宗实录》的最近研究，可参唐雯《〈顺宗实录〉详本再审视》，《唐研究》第25卷，2020年，第189—216页。

[2]影响较大的有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谢贵安《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等，这些著作在谈到高宗实录时仍或多或少受到《新唐志》的误导。

[3]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8页。按，两部《高宗实录》之间还著录了一部题名“大圣天后撰”的《述圣记》一卷，从体量上来看并非实录体，杜希德认为这就是武则天在安葬高宗时所撰写的《乾陵述圣记》。见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第116页。

[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1页。

[5]马楠：《〈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收入氏著《唐宋官私目录研究》，中西书局，2020年，第52页。

[6]马楠：《唐宋官私目录研究》，第234页。

[7]《旧唐书》卷一〇二《韦述传》，第3185页。

[8]王尧臣撰、钱东垣辑释：《崇文总目辑释》卷二，清汗筠斋丛书本，11叶b。

[9]《高宗后修实录》由刘知幾、吴兢续成，据《旧唐书》卷一〇二《刘子玄传》（第3173页），知幾开元九年被贬出京，未几而卒，故此书当成于开元九年以前。而《旧唐志》最初源自《群书四部录》，是书成于开元九年十一月（《旧唐志》，第1962页），有条件著录这部《高宗后修实录》。又据刘知幾、吴兢合作撰写的《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实录》二十卷均成于开元四年，或可佐证《高宗后修实录》的修撰时间。有关这一推测，详见下文。

[10]《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第2599页。

[11]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中华书局，1960年，第1093页。

[12]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第五五四《国史部一·恩奖》，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6349页。

[13]还应注意的是，《唐会要》中许敬宗受封之子名曰“选”，《册府元龟》中许敬宗之子名曰“暹”，均未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第2875—2876页）及《元和姓纂》（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卷六，中华书局，1994年，第852—853页）之列。此二书载敬宗诸子名“昂、昇、昱、杲、景”（《新唐书》“杲”误作“果”），岑仲勉校记归纳“其昆仲皆取‘日’命名”，诚为确论，如此则《唐会要》《册府元龟》记载均有讹误。又，周校《册府元龟》“暹”字从宋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57页），而明本此字作“曰”（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8页），仍似残缺，却与敬宗诸子命名规律相合。倘若敬宗诸子受封时以长子为先，此字或可改订为“昂”。

[14]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六《实录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文章草成后，笔者继续翻阅相关研究，发现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已有相同看法，但作者可能限于篇幅，未作引证和展开，亦没有比较新旧《唐志》的不同。李南晖《〈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国史辨疑》（《文史》2002年第1期，第144页）、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65页）等也有相同的意见。

[15]《旧唐书》卷五八，第2318页。

[16]有关许敬宗的政治表现，参见孟宪实《武则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5页。

[17]《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2763页。

[18]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开元二十六年由李林甫奏上的《唐六典》，后世也多有因嫌恶李林甫“奸相”之名而改题张九龄的。参见内藤乾吉《关于〈唐六典〉的施行》，收入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魏晋隋唐卷》，中华书局，2016年，第299—319页。

[19]《册府元龟》卷第五五四《国史部一·恩奖》，第6349页。

[20]《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第1092—1093页。

[21]《唐会要·修国史》中记为八十一卷，但《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第2455页）和《新唐志》（第1458页）均记为八十卷，大概《唐会要》中多出的一卷为此书目录，类似的著录情况并不罕见。

[22]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23]《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第1093页。

[24]有关许敬宗对实录国史的改篡，参见唐雯《“信史”背后——以武后对历史书写的政治操控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3期，第41—69、395—396页。

[25]《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国史》，第1094页。

[26]李南晖认为“《后修实录》的纪事止于高宗崩，比原来的二十卷本多记了二十五年，篇幅却只增加了十卷，可见刘、吴二人的书法相当简练”（《〈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国史辨疑》，第145页），其实刘知幾、吴兢在续撰过程中未必不会对已有内容进行调整。从《崇文总目》《新唐志》将《高宗实录》改题为《高宗后修实录》看，刘知幾、吴兢的工作大概不止于续成十卷，而是在新的历史观念下对已有的内容进行了通改，“后修”亦凸显了其后见之明的政治正确。

[27]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另有三种与唐高宗相关的实录，前两种皆为九十卷的《唐实录》，一题房玄龄撰，一题许敬宗撰，孙猛认为这都是几部唐初实录的合刊。第三种为武玄之撰《高宗实录》六十卷，略无可考。因其难于与两《唐志》进行对比，故暂列于此。见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第659—666页。

【作者简介】

赵帅淇（1997—），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水木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北朝隋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