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以后，“三公”“三孤”的官衔逐渐演变为象征身份与荣耀的最高加衔，而不再仅仅是实权职位。所谓“三公”，指的是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则是少师、少傅、少保。在明代之前，这些衔号都属于正一品的荣誉性头衔，上朝时排位极其靠前，站在最前排的便是公、孤，宰相与亲王反而只能站在第二排，由此可见其地位的尊崇。

进入明代以后，三孤被确立为一品官职，而三公则成为仅存的正一品荣誉加衔。从当时情况来看，内阁大学士常会被加授“三孤”作为荣衔，若能升至少师，已是仕途巅峰。整个明朝，虽有五十余人获三公之号，但在文官之中，仅有张居正曾获太师一职，足见其罕见与尊贵。与此同时，明代官员大体可分为勋臣、亲臣、文官与武官四类，其中获封三公者以勋臣与亲臣居多，数量远超文官。按照规制，三公与三孤不可兼任，但嘉靖时期却出现特例，锦衣卫都指挥使陆炳竟同时兼有太保与少傅头衔，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那么，他为何得到如此殊荣？其结局又如何？

陆炳的出身颇为“草根”。他的先祖原本是追随太祖朱元璋的红巾军老兵，因功劳有限，仅在锦衣卫中担任过一个总旗的小职。锦衣卫作为明代勋贵子弟的聚集地，名额虽设为五千余人，实则人数多达六万，其中大多数是开国名将的后裔。彼时随便走到北镇抚司门口，随手一掷石子，砸到的多半就是徐达的曾孙、常遇春的玄孙。相比之下，陆炳的家世微不足道。然则，他却有独特的优势：其母亲曾为嘉靖帝的乳母，而陆炳与嘉靖年龄相仿，自幼结下深厚交情。正是凭借这份特殊关系，陆炳在锦衣卫中逐渐崭露头角。

嘉靖即位后，陆炳仕途飞涨，尤其在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至卫辉时，行宫半夜突发大火，陆炳冒死背着皇帝逃离火场，自此更得宠信。随后他连连升迁，直至都督。锦衣卫本为卫所，长官顶多是正三品的指挥使，偶尔因皇帝重视会升至正二品的都指挥使，但陆炳却一步到位，被直接提拔为正一品都督，可谓权势滔天。在嘉靖打压宦官、重用锦衣卫的背景下，他执掌锦衣卫二十余年，使其地位压过东厂，堪称锦衣卫史上的顶峰。嘉靖三十五年，陆炳被授太保兼少傅，破例兼任“三公”与“三孤”，引发群臣强烈反对。但嘉靖自称“祖宗成规非不可破”，一如既往无视文官底线，成功推进了此举。

在明代特务体系中，陆炳的名声并非尽恶。他深谙人情世故，结交权臣以保自身，在锦衣卫职权范围内也确曾拯救过不少人，积下善缘。《明史》甚至评价他“未尝构陷一人”。然而若据此便称他为“善人”，则失之偏颇。事实上，他救人多为拉拢党羽，若对方不肯效忠，便翻脸无情，甚至不惜残酷打击。他在权力与财富的追逐上尤为贪婪，敛财手段极尽狠毒，超出常规贪官数倍。

嘉靖三十九年，年仅五十的陆炳病逝，皇帝厚加哀荣，追赠忠勤伯，并让其子承袭锦衣卫职。然明穆宗即位后，朝臣纷纷弹劾其劣迹，刑部查抄其家产，发现其积蓄竟近百万两白银，命其子陆绎偿还。陆家连年清缴，至万历三年已再无力支付，不得不请求免除。此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复查此案，认为陆炳救驾有功，未犯谋逆大罪，遂下令停止追赃，陆氏一族才得以保全。

陆炳的一生，可谓由“草根”到权势巅峰的典型。他既因皇帝宠信而风光无限，又因贪婪与权谋而遭后世唾议。其身后遭遇的清算，正是明代政治制度下“功过并论”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