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的人应该注意到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在古代社会，叛乱往往来自武将，而真正由文官发动的大规模叛变却寥寥无几。这也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下令“杯酒释兵权”的根本原因之一。他深知若任由武将把持兵权，江山很可能在未来某一天会被武力所夺，因此他通过宴请将领、在酒香中逐步收回军队的控制权，确保国家的根本权力回到中央手中，像石沉大海般稳固下来，避免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兵权外移导致的政变”。

自秦朝以后，历史上从汉朝起就有不少武将叛乱的案例。汉初的英布、东汉末年的董卓、曹操、司马懿等人，都是以军事力量或军权干预来左右局势的代表人物。相较之下，真正意义上的文臣叛乱则显得少见；比如王允，确实曾有政治野心，但他在政局混乱中结局不佳，毕竟推翻董卓之后因性格上的短视与猜忌而招致致命的反噬。至于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如张良、萧何、诸葛亮，他们在历史上更像是辅佐者而非发动叛乱的主角。其中，诸葛亮在三国时期被认为是文官中“反叛成功概率”相对更高的一位，但他并未选择以武力称霸天下的道路。即便刘禅这个君主能力有限，诸葛亮也没有像司马懿那样以武力改写天下的格局；他六出祁山的战事，更多是为实现稳定的天下治理，而非追求自立为王。

在汉朝之后，晋朝更是以武将为核心的局面，几乎谈不到文官发动叛乱的典型。到了隋末，李渊和宇文化及等人也都是武将出身，带头发动起义的就是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叛乱。进入唐朝，安禄山、黄巢等人更是典型的“武夫叛逆”案例；即使像杨国忠这样的宰相权势滔天、文官身影极为显赫，但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善于统帅战争的能将，无法像具备军事号召力的武将那样在战场上立足。事实上，若把战场经验和指挥才能放在第一位，像杨国忠这样的“爱读圣贤书、却不具备统军经验”的人，往往难以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掌控全局。

说到宋朝，更不用说了。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本身就是武将出身，他非常清楚武将叛乱的危险性，因此在建国后不遗余力地削弱武将的军权，他的“杯酒释兵权”成为史书中最具象的例证。赵匡胤的用心非常清晰：只有把军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皇位的稳固才能有保障，他才敢在战功与恩宠之间谨慎地维持平衡，既让军功不至于成为推翻王朝的子弹，也防止某一天有人借口“为天下而战”而自立政权。

至于文官是否有像辛弃疾那样“弃笔投戎并有所作为”的例子，辛弃疾确实是个特例。现代人普遍把他称作“宋代第一古惑仔”，这既是对他军事行动的肯定，也反映出他在文学与武艺之间的独特身份。除了他之外，历史上并没有太多真正意义上的文官叛乱获得成功的案例；文官的天职往往是在朝政、学术、治理上谋利益最大化，参与皇权争霸往往不是他们的长项。也正因为如此，很多贪官往往来自文官体系，因为他们更懂得以权谋私、拉拢人心，而非号召兵马去打天下。

到了宋朝之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做法在明朝朱元璋对武将的严厉治理下继续产生影响，明清两朝武将叛乱的现象明显减少。随后几百年里，社会矛盾更多以起义、农民起义为主线，而非武将叛乱。明末的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清朝虽也有过一些单薄的叛乱尝试，但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它以宗教与社会改革为纲领，席卷江山，给清代统治带来巨大的冲击。可以说，随着君主对军权的高度集中以及对军政的严格控制，武将叛乱的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逐渐减少，而以百姓为主体的起义则成为延续社会动荡的重要形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