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与空军第二航校政委李世安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意义深远的问题：“组织决定调你去华东地区组建一支航空兵部队，你觉得番号是叫第一旅还是第四旅？”李世安当时的直觉反应是，既然是新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航空兵部队，从无到有，理应冠以“第一旅”的称号，以示开创之功。然而，刘亚楼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认为叫第四旅更合适。”李世安一时不解，追问原因。刘亚楼耐心解释，直到他豁然开朗。后来，毛主席听说此事，也称赞“第四旅”这个番号起得极好。那么，背后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刘亚楼如何成为空军司令说起。1949年5月4日，六架国民党空军轰炸机突然空袭北平南苑机场，炸毁我方飞机四架，造成二十余人伤亡。这一事件让毛主席深刻意识到，新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属于自己的空军，否则一旦战争爆发，将陷入被动。于是，他与周恩来商议，着手筹建人民空军。就在当年7月，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本打算率部队开赴河南作战，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急电，要他火速进京面见主席。刘亚楼本以为是新的战役任务，没想到主席却拍拍他的肩膀说：“这次要让你挑更重的担子——你来当空军司令。”刘亚楼大吃一惊，连连推辞：“主席，我是陆军出身，不懂飞行，坐飞机还晕机，哪能带空军？”然而，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没有人天生会干空军，不懂可以学，但总要有人先挑头。组织信任你，不会让你当‘空空如也’的空军司令。”在主席的严厉坚持下，刘亚楼最终接受了任务。

为了组建空军，中国决定向苏联寻求帮助。1949年10月，刘亚楼赴苏联签订合同，成功引进434架飞机和878名专家，其中23人专门负责航校建设。回国后，他立即向主席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空军虽起步晚，但首要任务是办好航校，飞行员必须尽快培养出来。”不久，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虽然国家财政困难，但中央毅然拨出巨款1500亿元旧币（约合1500万元新币）专门用于航校建设。刘亚楼按照“政治可靠、懂飞行、会管理”的标准，选定六位航校校长，并在一次会议上下达了极为严厉的命令：“一个月内，六所航校必须全部开学。能完成的就是英雄，完不成的就是狗熊！”在他的铁腕推动下，干部们日夜奔忙，终于在12月1日如期开学。朱德总司令亲临第六航校开学典礼，苏联专家们更因刘亚楼流利的俄语翻译而对这位中国空军司令刮目相看。

随着航校顺利开办，问题接踵而至。缺少政治教员怎么办？刘亚楼迅速上报，建议从高校选调骨干教师，毛主席立刻批示同意。缺少飞行骨干怎么办？刘亚楼又建议从各军区调选团营级干部，经培训后转为飞行指挥。一步步举措，使新中国空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

在此背景下，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的番号问题被提上议程。刘亚楼告诉李世安：“部队叫第一，容易滋生骄傲自满。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创建红军时，把部队命名为红四军。我们今天延续这个传统，叫第四旅更好。而且，称第四旅，大家自然会联想到还有一、二、三旅，这对空军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这个见解既体现了谦虚谨慎的作风，也蕴含着战略眼光。主席与朱德听后，都称赞此举深思熟虑。

1950年6月19日，第四混成旅正式组建，隶属华东军区空军。半年后番号改为第四师，成为全国战斗机的集中力量。经过刻苦训练，飞行员们掌握了苏军的飞行技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四师很快投入战斗。1951年1月，他们在首次作战中击伤敌机，取得开门红。1952年更在一个月内击落敌机37架，其中包括美国少校中队长，被国际舆论惊叹为“空军奇迹”。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主席当初要求你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你们却干得更漂亮——不鸣则已，一鸣惊天。”

刘亚楼和他的“第四旅”，不仅开创了人民空军的历史，更以战火中的胜利奠定了新中国空军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