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活动是多层次的，而经济活动仅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家庭与社会的运转，经济基础与经济力量始终是最重要的依托。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文化追求，乃至其生命的延续，都无法脱离经济条件的支撑。可以说，经济因素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保障。文学创作虽属精神层面的活动，但若无物质条件作为支撑，思想的火花也难以长久燃烧。物质基础与精神创造，相辅相成，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生活。

在北宋，文人步入仕途之前，经济状况普遍拮据。他们大多依靠家产或临时的兼职收入来维持生计，生活上时常捉襟见肘。而一旦正式入仕，文人的生活便有了极大改观，其总体收入水平高于普通百姓。他们的经济来源不仅有固定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还包括一些零散的补贴，如公使钱等。著名文士更能通过润笔所得，或是接受友人馈赠，从而增加额外收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难免涉及一些灰色甚至非法的收入，如经商或权钱交易。

然而，收入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生活轻松。入仕后的文人要承担更多的家族责任，往往需要供养庞大家庭。此外，他们在社交、礼仪、祭祀等方面的支出，也远超普通人。更为艰难的是，文官仕途中常有贬谪、守制、退职等阶段，导致收入骤减，生活陷入困境。可以说，北宋大多数文官都曾在不同阶段经历过经济拮据的时刻。

以苏轼为例，他一生横跨仁宗至徽宗五朝，所经历的俸禄制度几经调整。其中嘉祐二年的《嘉祐禄令》和元丰三年的《寄禄新格》最具代表性。前者确立了自高官至小吏的详细俸禄体系，后者则对俸禄的发放依据进行了重大改革。尽管其后仍有零星修订，但整体制度基本稳定。苏轼在元祐年间身居中高官职，俸禄优渥，再加上皇帝赐予的金带、马匹、衣物，甚至酒宴茶品，使他在这一时期过上了相对殷实的生活。他不仅能够拥有多匹坐骑，还能将赐马转赠学生，以示慷慨。若再计入亲友的馈赠与资助，可以说元祐时期是苏轼经济状况最为宽裕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人际网络极其广泛。根据学者整理，其交往人数在数百至上千人之间，涵盖了友人、同僚乃至政敌。馈赠在当时是一种社会常态，也成为苏轼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即便在未出仕前，苏家在眉山亦属当地大姓，虽算不上富贵，但温饱无忧。即便在守制时期缺乏俸禄，凭借家产与积蓄，苏轼也未至于陷入绝境。

苏轼的家庭消费庞杂。除基本的衣食住行外，他还要供养二三十口之家。在宋代，一户人家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每人每月需一石粮食与约一贯半日常费用。若以苏轼三十口之家计算，单是粮食与日用开支，每月便需六十贯左右。所幸他在多数任职时期俸禄丰厚，不仅能保证一家温饱，还能略有结余以备不时之需。更重要的是，作为仕宦家庭，苏轼享有赋役减免的特权，这在无形中减轻了家庭负担。

然而，苏轼的经济状况并非始终稳定。他在“乌台诗案”期间仕途跌入低谷，家中经济顿时陷入困窘。苏迈因筹措银钱而四处奔波，甚至令苏轼一度以为大难临头，写下绝命诗。这一时期的穷困，不仅是政治打击的外在表现，更是经济危机的真实写照。同样，在京为官时，由于房租昂贵，苏轼常主动请求外调，以便入住官舍，减轻居住成本。购置房屋与租房的支出，成为他家庭开支中的沉重负担。

苏轼虽非富豪，但他懂得在困境中寻找乐趣。他曾说“善处穷”，即便生活拮据，也能在田园耕作、渔樵往来中找到诗意。他常以陶渊明为精神榜样，虽自认不如渊明清贫自守，却也能以旷达之心面对人生的坎坷。对他而言，财富从不是终极目标，真正值得珍视的是生活的自由与精神的愉悦。

综观苏轼一生，其经济状况随仕途起伏而波动：官高俸厚时家境殷实，贬谪失意时则穷困潦倒。但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他始终以乐观和才情化解贫困带来的苦痛。正因如此，他在经济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找到了独特的平衡，也留下了“穷而不困，达而不骄”的人格风范。这不仅反映了北宋文人的经济处境，更折射出文人与时代、社会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