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日明，复全振古之封疆，永乐太平之盛世，无任欢呼。”这句话充满了对永乐盛世的赞美。然而，永乐一朝是否真正称得上“盛世”，学界仍有很大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确实完成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大手笔工程，例如迁都北京、疏通京杭大运河、郑和下西洋、南征安南以及多次北讨蒙古。这些举措不仅改变了明朝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这些庞大的基建工程与频繁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惊人的资金支持。修建北京城与运河，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南征北讨更是众所周知的“吞金兽”。很多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实际上，这也是一项极其昂贵的外交和政治工程。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七百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由此可见，庞大的花费几乎耗尽了国库。那么问题来了：明成祖这些宏伟计划所需的巨额资金，到底来自哪里？

一个政权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财政开支必然来自民间，而朝廷获取财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税收、专营和通货膨胀。首先来看税收。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朱元璋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这意味着田赋被固定在三千万石，折合白银约1500万两。由于明朝征税手段落后，税率极低，仅“三十抽一”，加上海禁政策导致商税微薄，整个明朝的税收规模极为有限，甚至不及清朝的一半，更不用说与税收繁荣的宋朝相比了。这也印证了“明朝贫穷”的普遍印象。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再无大规模战争，并非天下太平，而是国库无法承担战争开支。万历年间的“三大征”，不仅耗尽太仓库存，还几乎榨干了皇帝的私库。援朝之役耗银700万两、宁夏战事200万两、播州用兵近300万两，内阁首辅申时行甚至怀疑汉唐大征是否真实存在。可见，仅靠税收，根本无法支撑明成祖的豪举。

再来看明初的专营。明朝的专营项目与历代类似，主要包括盐、茶、铁，但明廷并未以此作为主要财政来源。开中法的实施，使商人可通过向边军输送军粮、战马，换取一定专营权，缓解了运输压力，却也削减了朝廷在专营领域的收益。即使朝廷通过互市与少数民族交换物资，也更多是政治目的——以物资换取羁绊，而非追求利润。海禁政策下，官方贸易虽未中断，但主要是以高额赏赐来换取藩属的臣服，结果是贸易严重亏损，而非获利。这种情况进一步凸显田赋在财政中的核心地位。

最后看通货膨胀问题。洪武八年，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初衷是便利流通，但其背后隐藏了财政压力。宝钞发行不以金银储备为基准，而是随需滥发，并且禁止民间金银流通，只允许单向兑换——用金银换宝钞，而非反向兑换。洪武二十三年，一贯宝钞贬值至250文，洪武二十八年更跌至100文。朱棣继位后，不但未遏制滥发，反而加大力度，并以律令强制宝钞流通，严惩贬值交易。然而市场并不买账，至永乐五年，一贯宝钞仅值12文。即使官员上奏建议回收宝钞，朝廷也无意采纳，因为滥发纸币正是掠夺民间财富的手段。通过货币垄断和强制使用，朝廷实质上将纸变成“钱”，用以换取实物财富，这本质上是一种“合法化的抢掠”。

综上，明成祖实现宏伟蓝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纸币滥发带来的隐性征收，而非“仁政”。这种以通货膨胀转移财富的手段，为永乐盛世提供了经济基础，却也让所谓“不加赋”的美名显得讽刺。换句话说，永乐的辉煌并非无成本，而是建立在民间财富被巧妙剥夺的代价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