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听过“伏波将军”这个称号，最早成名且最为人熟知的，是东汉初年的马援。他说出“马革裹尸”这句成语时，正值边疆战事未完、匈奴与乌桓尚未彻底安定。马援在班师回朝之际，虽然有人前来庆贺慰劳，他却以极其克制的语气回应：“今日边境未定，仍需回到边塞，披着马革，在战场上继续奋斗。”他将自己与历史上第一位也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伏波将军路博德相比，认为自己与当年的前辈相比还差得远，称“功薄赏厚”，心中自知仍有不足。这段话不仅折射出他对边疆安危的忧虑，也映射出他对将功名、苦累与责任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

路博德被视为西汉时期唯一、也是历史上的第一位伏波将军。伏波将军这一称号，实则是一种杂号将军的封号，来自汉代漫长的对外征伐中逐步产生的一系列新封号。汉武帝大举对外用兵，因军功辈出，原有名号往往难以覆盖所有功臣，于是衍生出一批以不同依据命名的杂号将军：有些以所统部队的名字命名，有的以攻取的边疆地区命名，还有的则单纯以夸耀武功来冠名。伏波将军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封号之一，带有“降伏波涛、平定边疆”之意，虽名气响亮，实则并非固定的、单一的军衔体系。

路博德出生于右北平郡，早年在征讨匈奴的行动中跟随名将霍去病，并在战场上有突出战功，俘虏和斩杀的敌军人数达到了两千八百人。因此他被封为邳离侯。霍去病去世后，路博德以卫尉的身份得到升封，成为伏波将军。路博德在他最为活跃的时期，大约是在汉朝对南越战争的平定阶段。南越之乱平定后，汉朝在治理新附之地设立九郡以管控，这一系列举措为汉朝对岭南地区的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后人记载，在《后汉书·马援传》中，马援写道路博德为西汉“开置七郡”的功绩，虽有学者怀疑这七郡的边界是否包括珠崖、儋耳等地，但至少说明路博德在南越战争后的行政与军事安排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路博德因为平定南越而再度得到汉武帝的赏赐，但晚年却因触犯法律而被剥夺爵位，官职也降为强弩都尉，驻居居延，参与修筑边疆防线、拱卫边境。后来，汉武帝任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攻打匈奴，要求李广之孙李陵承担辎重任务。李陵并不愿意这样受命，便请求自行组建部队前往单于庭作战。汉武帝同意了这个请求，但没有安排足够的骑兵支援，反而让路博德随时准备接应。情势发展至此，路博德的地位虽不如昔日那般辉煌，但他心中仍盘算着如何让李陵少出兵、以及能否以某些安排避免失败。

路博德虽然处境不再显赫，但回望往昔的辉煌与功绩，他也曾经在战略层面上扮演过关键角色。他出力辅助李陵的行动，心中却清楚若李陵不出兵，整体局势可能更为不利。因此他尝试给汉武帝出主意，主张在李陵明年再出兵，以期等待更为有利的时机。汉武帝对路博德的劝说与安排，既是在考量前线战争的时间表，也是在评估是否存在新的突破口。最终，路博德的建议与行动被命令执行，他被派往西河寻求可行的战策，而李陵则被指派在浚稽山与龙勒水一带继续活动。事情的发展很快验证了路博德的担忧：李陵在浚稽山与单于庭交错之处遭遇，缺少援军，最终被俘、降服，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

以上内容出自《后汉书》《汉书》等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述提供了相对清晰的时间线与人物关系。通过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伏波将军并非单一的军事称号，而是与复杂的军功、边疆治理以及国家战略密切相关的一个历史符号。马援与路博德之间的对照，也折射出汉朝在扩疆与安边过程中，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势之间的张力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