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曹丕成功篡汉并自立为帝，而刘备则在成都登基，开始了蜀汉的统治。刘备一贯坚持“兴复汉室”的理念，因此蜀汉的政治体系中充满了东汉的影子。即便如此，蜀汉并没有完全复制东汉的体制，而是根据自己独特的政权需求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政权的正常运行和对外战事的需求。

其中，蜀汉的官僚体系在多个方面体现了精简和节约的特色。刘备建立政权后，立即构建了自己的官职体系，虽然这套体系没有显现出来，但他却开始悄然完善它，甚至逐渐在东汉的职官制度上进行本土化的调整。许多东汉官职如太傅、大司马等都被沿用并融入蜀汉的体制中，随着时间推移，蜀汉的官职体系逐渐扩展并新增了如丞相、太尉等职务，以适应新政权的发展需求。

然而，刘备的寿命有限，在位期间仅短短几年后去世，接下来的政权由他的儿子刘禅继承。在刘禅的统治下，蜀汉继续完善官僚体系，设立了如大将军、镇东将军等职位，进一步强化了军权的集中。这些调整的初衷显然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但也显示了蜀汉日渐复杂的官僚体系。

在蜀汉未正式建国之前，刘备并未大幅改革官僚体制，因为东汉的政权尚未完全崩溃。然而在曹魏成功篡汉后，蜀汉成为了东汉的延续，刘备便有了更大空间去改革官制，以便在形式和实质上均表现为汉朝的正统继承者。最初的官僚体制更多是为了处理内部事务，没有正式的“三公九卿”制度。而随着刘备去世和刘禅继位，蜀汉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公卿制度和将帅体系。

刘备时期，虽然蜀汉的官职多有冗余，但这些职务也为刘备吸引了不少人才，间接强化了政权的社会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官职逐渐向集权化和军事化发展，刘禅也逐步借鉴了曹魏的官僚体制，设立了如中书机构和尚书郎等新职务，进一步分割了大臣们的权力，形成了更有序的行政结构。可以说，刘禅的这一改革为蜀汉日后的治理提供了模板，也为后来的三省六部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蜀汉集权化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尽管有着强大的中央政权，但一旦皇帝无能，文官和武将的权力无法有效制衡，国家政务就容易停滞。蜀汉的灭亡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许多官职只是为了装饰“汉朝正统”的旗号，实质上并没有实际权力。特别是三公职位，它们名声显赫，但往往只是象征性存在。

当时，曹魏、东吴、蜀汉各自的官僚制度各具特色。曹魏延续了东汉的体制，而东吴则是在孙氏家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系。相比之下，蜀汉的政权虽然稳定性较差，但它的建立却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刘备虽然是皇族血统，但他是依靠各方势力的支持才得以建立蜀汉政权，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异常复杂。关羽、张飞等元老集团与诸葛亮、法正等荆州集团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蜀汉政权的初期。

当刘备建立蜀汉后，元老集团逐渐没落，荆州集团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刘备也通过提升东州集团的官职，稳定了自己的统治。这一策略虽然让刘备在短期内获得了稳定，但也埋下了后来的祸根。刘备去世后，刘禅即位，诸葛亮作为辅政大臣，依旧面临来自东州集团的挑战。为了平衡权力，诸葛亮继续扶植东州集团的力量，尽管他们与荆州集团的关系错综复杂。

即便如此，益州本土的势力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一直是蜀汉政权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官的权力逐渐上升，军权和文权的平衡开始打破。最初为了抵御外敌，蜀汉重视军事和战争，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疲惫，蜀汉逐渐转向内部休养生息，文臣的势力也逐步增强。这一转变使得蜀汉的内政开始转向发展经济、稳固国内秩序，而不再单纯依赖外部扩张和战争。

尽管蜀汉政权在某一阶段有过辉煌，但因为缺乏稳定和广泛的政治基础，最终未能持续长久。蜀汉的灭亡虽然不可避免，但其官僚体制的发展和演变，仍然为后世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