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白居易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制度对国家的重要性始终不可忽视。对于同一件事物的不同处理方式，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差异可能会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回顾中国封建时期的两个末代王朝，许多人会不禁感叹：明朝大臣敢于直言，清朝的官员则屡屡显得唯唯诺诺。明朝的大臣敢于与皇帝对立，而清朝的大臣则几乎成了奴才。这种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正如白居易所言，制度的不同往往决定了君臣关系的格局，而明清两朝的君臣关系正是由于各自的制度差异，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从根本上来说，明朝是汉人的天下，而清朝则是满人的国度。两种文化的差异，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君臣制度。

首先，来看汉人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在汉人文化中，作为臣子，最崇高的职责就是敢于直谏，即便因此丧命也在所不惜。文臣以“文死谏，武死战”为己任，敢于向皇帝进言，直言不讳，甚至死谏。历史上，许多汉人名臣都成为了这一传统的典范。例如，比干因死谏王朝不公而英勇牺牲，魏征因敢谏唐太宗而流芳百世，包拯则因其直言不讳、为民请命而成为名臣。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一直影响着明朝的官员，使他们对死谏的传统怀有敬仰之情。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大臣们拥有了向皇帝上奏意见且不必承担后果的权利。虽然明朝后期，帝王通过宦官制度试图削弱士大夫的权力，但依旧无法消除这一死谏的传统。从嘉靖帝时代“大礼议”之争开始，到万历帝上位后的立储之争，再到万历三十年不上朝的风波，直至明朝的末期，许多大臣仍然敢于冒死直谏，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制度性安排。

然而，这一切在清朝的建立后戛然而止。满洲文化的背景使得清朝的官员，尤其是满洲背景的官员，普遍缺乏独立人格，对皇帝的权威唯命是从。满洲的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更多的是依附而非平等的君臣关系。满洲入主中原之前，正处于农奴制度中，君主几乎是绝对的统治者，而臣子则是绝对依附的存在。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下，臣子没有任何反抗权，质疑皇帝的决定则被视为不忠，受到严厉惩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由此，长时间的体制养成了臣子对君主的绝对顺从，逐渐丧失了独立人格。

此外，清朝建立后长时间里，满洲贵族得到重用，而汉族官员则地位较低，这种权力的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臣子对君主的依附心态。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即使是拥有独立人格的汉族士大夫，也很难挑战满洲的权威。许多人宁愿隐忍，不敢直言。这样一来，直谏的传统逐渐消失，臣子们甚至变成了唯命是从的奴才。

尽管汉人文化根基深厚，许多人并不甘心屈服，但在清朝的封建制度和对思想的严格控制下，任何形式的反抗都显得异常困难。清朝的文字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些试图突破禁忌的人往往遭遇极其严重的惩罚。加上帝王对自己的统治进行了严格的教育与培训，使得每一位清朝皇帝都极力控制一切，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清朝的政局过于集权，导致皇帝难以接受臣子直言的建议。

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士大夫选择了隐忍，而权臣们往往成为了合格的“舔狗”，忠诚于皇帝，放弃了独立的思考与行动。即使有一些敢于直言的士大夫，数量和质量也远不如历代其他朝代。这一现象，成为了许多历史学者讨论清朝士大夫文化时的痛点。清朝的士大夫缺乏节操，毫无独立人格，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奴性最重的一代。

死谏这一传统，不仅反映了制度的不同，也体现了王朝对思想的压制。正是这些压制，使得明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百官的智慧，而清朝则陷入了封闭与自满。倘若清朝在面对列强压力时，能够适时开启国门，向西方学习，或许中国历史会走上另一条发展之路。然而，清朝却依然固守封闭，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

这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制度的束缚不仅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命运，也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在清朝的历史中，君臣关系的绝对从属关系，反映了制度的极端封闭与专制，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败与失去自主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