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初，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即位亲政。就在这一年，吏部侍郎杨畏向朝廷上疏，建议继续实施神宗时期的改革，并秘密推荐了那些曾被贬斥的改革派人物，如章惇、安焘、吕惠卿，以及邓润甫和李清臣等人，他特别提出，应该让章惇出任宰相。这一建议最终得到了哲宗的采纳。

到了元祐九年（绍圣元年，1094年）初，兵部尚书邓润甫首度提出：武王能够继承文王的声望，成王能够承接文、武的道德与理想，应该有所传承。这番言论似乎在为绍述神宗改革的道路铺垫，而户部尚书李清臣早在此前便有提出绍述的构想，正好契合哲宗的心意。于是，同年二月，李清臣和邓润甫一同被任命为执政官，新一轮的改革渐渐开始展开。三月，曾受高太后庇护的左相吕大防，在连任宰相后，首先被罢免，并被安排为地方官。 随着新一届执政官的上任，改革的信号变得愈发明显。在随后的殿试上，李清臣通过策题，首先表明了对神宗改革的支持。他指出，无论是礼乐法度，都是为了造福百姓，臣感念先帝遗志，兢兢业业，日夜不敢忘怀。接着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如今选拔人才，士人为何不自觉劝勉？常平仓官已废，农民的生活未见富裕；征役之法杂乱无章，百姓困苦；国家赐土于民，然而边疆仍然不安；放宽税赋，商贾之路仍然闭塞。可行之事，应顺应时势，否则应当进行改革，最重要的是顺应国情，圣人也无所谓固定之道。这一系列的言辞，被历史记载为：他的建议明确否定了元祐时期的政策，策士们顿时看出了他的意图，于是绍述之论声势浩大，国家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这次策题虽然有些像是绍述新政的宣言，但最初考试的策论者，许多人还是倾向于支持元祐改革。杨畏重新考核策题时，才开始倾向于选择支持熙宁、元丰时期的政策。这时，苏辙在回答策论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推翻了司马光以母改子的理论，认为熙宁、元丰时期的改革虽然有失误，但元祐以来，改革的调整是为了适应时局，以安定天下，这正是孝道的体现。此番言论使得哲宗感到不满，继而苏辙将神宗末年的政治混乱与元祐的改革做了对比，为元祐政权辩解，结果引发了哲宗的怒火。 在宰相范纯仁的斡旋下，苏辙被免职，并被派往汝州（今河南汝州）任职。四月，苏轼因为曾草拟吕惠卿的贬斥辞章失当，也被罢免，派往英州（今广东英德）。在这一年，曾布上疏，建议恢复先帝政事，并呼吁改元以顺应天意，这也最终促使元祐年号更改为绍圣元年。南宋史臣为了攻击改革派甚至声称，章惇等人胁迫哲宗更改年号为绍圣。

然而，事实上，元祐九年四月十二日才正式改元绍圣。那时，宰相仍是范纯仁，而章惇尚未重新执政。范纯仁见到苏轼兄弟和其他保守派人物相继被罢职，而李清臣、邓润甫等人接任执政职位后，极力推动改革，同时三月殿试的策题和改元绍圣等一系列事件发生，这一切使得他感到不安，于是主动辞去宰相职务，调任颍昌（今河南许昌）知府。就在同一天，章惇被任命为宰相（独相），标志着改革派的彻底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