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突然现世无疑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轰动。迄今为止，三星堆已发掘出8个祭祀坑，其中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成组的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以及金箔等奇特文物，都无法归类于我们熟知的中原文明体系。更令人惊叹的是，全球至今未能找到任何可以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相似的考古发现，这使得三星堆的文化特征显得格外独特。

在这些出土物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带有异域色彩的黄金面具、金杖，和与殷商文化体系相符合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器物；另一方面，三星堆又展现了独具特色的纵目面具。一组新发现的超大青铜面具，宽度达到131厘米，重达131斤，在2022年的央视春晚亮相时，再次为三星堆增添了神秘的色彩。与此同时，“外星人说”以及“外星文明”的理论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对此，著名先秦考古专家许宏曾作出过精辟回应：“三星堆的青铜器外形之所以让人觉得怪异，是因为我们对古代文化的认知还过于狭隘，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超出我们认知的事物，至于外星文明的说法，那纯粹是开脑洞，与考古学无关。”

尽管如此，三星堆的出现，无疑对以中原文明为核心的传统认知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原本在夏商周三代建立的广域王权体系和中央集权政治，在三星堆文化面前显得格格不入。虽然三星堆出土了一些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来自殷商的青铜器，但其中的金器却在像殷墟那样的王都中也非常罕见。

如果将三星堆的诸多发现仅仅解释为中央王朝传播到方国后形成的地方特色产物，那就显得无法自洽。因为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在中国其他地区找不到类似的例子，反而与苏美尔文明中的神树雕像非常相似。三星堆的青铜分铸工艺和铜片补铸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两河流域，而权杖的样式则明显受古埃及文化影响。所有这些特征，似乎都在指向三星堆的文化与中原文明之间的某种微妙关系。

那么，三星堆究竟与夏朝和商朝有何关系？是否真如一些猜测所说，三星堆是外来的文化产物？要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得弄清楚三星堆所处的时空背景。

我们在此所提到的“三星堆”，并非指的是整个三星堆遗址，而是专指以8个祭祀坑为主体的三星堆文化。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文化是指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在一定历史阶段创造的文化印记，而遗址则是指某一地区历代人类遗存的集合，时间跨度远比文化的定义要长得多。

例如，二里头文化代表的是夏朝中晚期的文化，但二里头遗址却包含了从仰韶文化到商朝乃至秦汉时期的不同遗存。同样，三星堆遗址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宝墩文化阶段（约新石器时代至夏朝），三星堆文化阶段（约商朝至周初），以及十二桥文化阶段（约西周至春秋）。根据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陶盉的测年结果，三星堆的存在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680年到前1610年之间，因此，三星堆的文化并不会早于这个时间。

此外，三星堆文化的出现与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发展存在明显的差异。成都平原的过渡过程非常突兀，表明外来群体的加入和推动作用。事实上，古代史书中将古蜀与夏朝联系在一起，《史记》中提到“大禹生于蜀，长于蜀”，并且还提到“夏朝的桑蚕业源自蜀地”。这让我们不禁怀疑：夏人的祖源地是否在蜀地？

其实，大禹的传说在蜀地广泛流传，甚至有可能是夏朝灭亡后，夏遗民迁居到蜀地，并将大禹的故事一并带了进来。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点。首先，郑州的仰韶文化和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5000年的桑蚕丝残留物，时间早于三星堆四号坑的丝绸残留物。其次，三星堆出土的牙璋——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商代时期逐渐衰落，但在三星堆却得到了延续，并且形制上有所创新。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逐渐传播并影响了三星堆文化，而并非三星堆文化源自夏朝。更加直接的证据是，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辫发和笄发。笄发的青铜人像是祭祀神职人员，而辫发的人像则象征世俗权力（即王权）。这种权力结构的安排，暗示着三星堆文化是蜀地土著居民与夏朝灭亡后迁入的夏遗民共同创造的。

最后，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面具和其他异域文化元素，可能正是不同文化交汇的产物。三星堆作为“开放的前沿”，参与了与外部文明的交流，这一切都在证明三星堆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特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