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2月起，东北野战军在完成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的胜利后，开始了阶段性的休整。这一时期，林彪和罗荣桓集中精力思考如何落实总部的命令，将原本的12个野战纵队重新编制为4个兵团。这一决定在1948年11月已经下达，当时辽沈战役的大局已然定型，原计划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期内完成整编。然而，由于东野大军急于入关参加平津战役，整编工作便暂时搁置。

随着1949年4月的到来，四野大军陆续开始南下，萧劲光先行率兵参与渡江战役。在四野总部的命令下，12、13、14、15四个兵团迅速组建，每个兵团下辖三个军，分别由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和邓华担任司令员。在东野的12个纵队中，1纵、2纵、3纵、4纵和6纵被公认为最为强大的五个纵队。在重新编组兵团时，合理分配主力是关键，其中38军被划归13兵团，40军归属12兵团，43军则隶属于15兵团。唯有14兵团最为“奢侈”，拥有39军和41军这两支王牌军，显示了林彪对刘亚楼的特别信任。

刘亚楼，曾是长征时期的重要主力师师长，后赴苏联伏龙芝军校学习，回国后成为林彪的参谋长，为东野的指挥系统现代化贡献巨大。林彪一向不轻易赞扬人，但对刘亚楼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一个人顶三个参谋长”。在平津战役中，刘亚楼指挥的5个纵队和22个师，用29小时攻占天津，展现了他出色的大兵团作战指挥能力。随着四野大军南下，刘亚楼争取到了亲自带兵的机会，最终被任命为14兵团司令员。

14兵团的政委是来自百色起义的红7军的莫文骅，他在东北作战中担任过4纵的政委，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兵团副司令员有黄永胜和刘震，后者还兼任39军军长，而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是刘震的老搭档，也是资深的政工干部。除39军和41军这两支王牌军外，14兵团还包括了年轻的42军，这支部队自1948年3月才成立，虽然历史较短，但在安阳攻坚战中获得了锻炼，逐步崭露头角。

14兵团的实力在四野中居于领先地位，然而其番号的存在仅仅持续了4个月，远短于三野的8兵团，仅比8兵团多存续了一个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变故？最直接的原因是刘亚楼的调动。14兵团成立后，刘亚楼一直忙于与四野司令部的交接，无法随部队南下。直到39军进入豫南，41军和42军进入豫北，莫文骅和吴法宪才带领兵团部从天津出发，追赶部队。随着七月初林彪筹划的宜沙战役即将打响，14兵团的39军和41军已经投入战斗，而42军仍滞留河南。

然而，刘亚楼在这时因肝病复发，未能如期赶到，错过了这场决战。刘亚楼的病愈之后，因其苏联学习背景，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这一调动不仅是因其个人能力，还因为中国空军的建设需要与苏联的紧密合作。空军的建立必须依靠有苏联经验的将领来担任协调角色。刘亚楼调任空军司令后，原14兵团的编号随即取消，并改为空军司令部。

兵团这一建制的设立原本是临时性的，依据实际作战需求灵活调整。随着蒋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南下后的我军不再有大规模作战任务，更多地转向剿匪作战。因此，兵团的存在反而有些累赘，指挥效率反而受到影响。在衡宝战役中，林彪直接向军队甚至师下达命令，兵团的存在变得有些多余，最终14兵团的番号被撤销。39军被划归13兵团，41军划归12兵团，42军则由四野总部直接管理。13兵团的实力因39军的加入而跃升为四野的第一强兵团，成为后来第一批参与朝鲜战争的主力部队之一。

1955年，四野的军官们在授衔时，原14兵团的干部们成为了亮点，其中包括刘亚楼、黄永胜、刘震等上将，以及莫文骅、吴法宪等中将。这一批将领，凭借他们在抗战和内战中的出色表现，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荣誉和称号。刘亚楼和黄永胜的上将职务几乎没有争议，而刘震和吴法宪的军衔差异，则源于他们的背景和所作贡献，尤其是刘震来自红25军，成为了上将中“山头”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