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19年萨尔浒之战起，明朝军队便进入了持续的溃败状态。到了1622年的广宁之战前，后金的汗王努尔哈赤已推进至山海关以北约400里，和明军仅隔辽河对峙。与此同时，后金不仅攻占了辽东半岛，还向南扩展势力。此时，明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不仅担心后金会进一步进攻山海关，还忧虑后金可能会趁机渡海攻打京畿。尽管后金当时并未建立强大的水师，但如果后金通过旅顺突破海防偷渡成功，他们半天的时间就能抵达山东登州，这对明朝的震慑效果，可能远超山海关的防御。

从地理位置来看，辽东半岛如同一个楔子，深入渤海与黄海之间。在辽东半岛的对面，便是山东的登莱地区，而西北则是明朝的防线——天津卫。如果后金控制了辽东半岛，他们便能通过旅顺港口，对天津、登州（即烟台）、莱州等地进行登陆作战。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明朝任命了辽东经略熊延弼，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这一策略的核心是：利用广宁城作为正面主战场，吸引后金主力，同时从天津、山东的登莱地区出兵渡海，牵制后金力量，并请求朝鲜支援，联合抗敌。

在这一战略框架下，熊延弼特别强调了多方协调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以通过与朝鲜的合作，增强明朝在辽东的战略影响力，进而抵挡后金的攻势。具体操作上，除了在辽东和海上部署兵力，还特别强调了从朝鲜避难的百姓可以重新组织成军，配合朝鲜作战。这一布局的关键点在于，明朝不仅要防守辽东，还要利用海上优势，限制后金的行动空间。

1621年5月，驻守广宁城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指挥毛文龙进驻皮岛，并开始在辽东半岛沿线建立防线。毛文龙的部队在辽东设置了一条长达千里的岛屿防线，包括三山岛、广鹿岛等多个岛屿。这一战略布局能够有效限制后金在山海关方向的正面进攻，同时也能在后方给予敌军打击。如果后金从正面攻击，毛文龙的部队就能通过袭击后方强迫敌军回援，从而减缓后金的攻势。此外，由于后金缺乏水师，无法有效防范毛文龙的进攻，这使得后金的压力大增。

虽然熊延弼的“三方布置策”最终未能在广宁城失守后立即实施，但从1623年起，毛文龙利用岛屿防线频繁对后金驻军发动袭击。1624年，毛文龙带领军队渡过鸭绿江，突袭了辉南的后金辉发部；同年6月，毛文龙又袭击了耀州（今营口），并于9月再次袭击海州。到了1626年5月，毛文龙甚至攻击了鞍山驿，令努尔哈赤震惊不已。努尔哈赤在得知消息后迅速派遣重兵进行镇压。尽管努尔哈赤的军事行动迅速且猛烈，但由于缺乏海军的支援，后金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毛文龙的威胁。

毛文龙的袭击范围逐渐扩大，从镇江（丹东）到金州，甚至包括鞍山驿周边的地区，成为了后金的重要战略压力点。辽东的汉人也积极响应，加入毛文龙的抗金行动，使得后金的防线屡屡受到骚扰。然而，尽管明朝的抗金力量不断加大，后金始终没有能力在海上展开有效反击。毛文龙的反击行动不仅削弱了后金的攻势，还为明朝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让明朝可以在山海关方向部署防线。然而，由于内部原因，山海关正面战场并未和毛文龙的行动产生良好协同，最终努尔哈赤开始忽视这些小规模的骚扰，并逐步收缩了自己的防线。

努尔哈赤意识到，毛文龙的骚扰并不会对自己的主力造成实质性威胁，于是决定将沿海居民迁移内陆，减少外海的暴露。史料中记载，努尔哈赤在这一时期采取了大规模的内迁政策，“沿海四百里之地，便尽去之而不踞”，彻底摧毁了明朝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优势。

总体而言，尽管明朝未能完全落实熊延弼的战略布局，毛文龙通过频繁的袭击有效地牵制了后金的行动，延缓了其向山海关的进攻速度，为明朝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来巩固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