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康熙年间，清朝开始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后宫妃嫔制度，这一制度在充分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模式。与封建社会普遍的“一夫一妻多妾”婚姻制度相似，清朝的后宫制度也遵循着一个基本原则：皇后居于中宫，而妃嫔则按等级划分。皇后是皇帝的正妻，位于最高位置。其下，妃嫔们分为七个等级：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层次分明。对于这些等级的设定以及具体的人员配置，《清史稿·列传一·后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康熙以后，后宫等级逐渐完善，皇后位居中宫，皇贵妃最多只有一位，而贵妃则设有两位，接下来是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这些人分别居住在东宫和西宫等十二宫内。

清朝后宫的等级制度，除了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其他妃嫔在皇帝的宠爱下，享有不同的权力和地位。最为尊贵的为皇贵妃，她是妃嫔中的最高级别，通常只有一位，负责统领其他妃嫔，并协助皇后管理后宫事务。在皇贵妃之下，贵妃是高等妃嫔的封号，在皇贵妃设立之前，贵妃实际上是后宫内命妇的最高职位，统领着所有内外命妇。无论是贵妃还是皇贵妃，这两个职位之间的区别，尽管仅一字之差，却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地位和权力。那么，从贵妃升为皇贵妃究竟有多难呢？

首先，皇贵妃虽然与皇后拥有相似的地位配置，但其并不是常设职务。在清代，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设立皇贵妃。例如，清朝顺治十三年，顺治帝因对董鄂氏的宠爱，将其晋升为皇贵妃，这一晋封也是顺治帝对董鄂氏的特殊恩宠的体现。当时的孝康皇后与顺治帝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顺治帝赋予董鄂氏一部分后宫的管理权力，使其几乎充当了“副后”的角色。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帝与继皇后那拉氏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帝后矛盾”，在此背景下，乾隆帝将魏佳氏晋升为皇贵妃，并赋予她“摄六宫事”的职权，形同副后。董鄂氏和魏佳氏的晋封，都是在皇后在位且得到皇帝宠爱之时，才有可能升为皇贵妃。

另外，皇贵妃的晋升还有一种情形是因“冲喜”而被晋封。当后宫贵妃病重，皇帝希望通过晋升她为皇贵妃来寄托对她的安慰，或者希望她在病中能有所振作。比如，雍正三年，敦肃皇贵妃在病重之际，被雍正帝晋升为皇贵妃，这一晋封显然带有“冲喜”的成分。乾隆帝的纯惠皇贵妃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除了病重时的晋升，还有一些贵妃在去世后，凭借她们对皇帝和朝廷的贡献被追封为皇贵妃。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哲悯皇贵妃等都是这种情形的代表。

此外，清代的皇帝还会对前朝的庶母或前朝有贡献的妃嫔进行尊封，特别是那些曾经为新帝育有皇子的贵妃，或者曾经为新帝养育过子嗣的妃嫔。康熙帝的悫惠皇贵妃、雍正帝的纯悫皇贵妃、乾隆帝的庆恭皇贵妃等，都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尊封的。尤其是在晚清时期，几乎所有前朝的妃嫔，都能在后代皇帝登基后获得尊封为皇贵妃的机会。

清朝皇贵妃的最后一种晋升情形是，当皇后去世时，皇帝会选择一位贵妃晋升为皇贵妃，并赋予她“摄六宫事”的职权，以备为皇后的替代。这一晋升时期，是皇帝对其是否适合做皇后的考察期。康熙帝的孝懿仁皇后、嘉庆帝的生母魏佳氏等，都是在此期间晋升为皇后，成为“摄六宫事”的皇贵妃。正是通过这些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将贵妃升为皇贵妃。

从贵妃到皇贵妃的晋升，并非易事。虽然这种晋升有几种途径，但它的核心要求是必须得到皇帝的宠爱和认可。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只有28位后宫妃嫔获得过皇贵妃的封号。而且，从贵妃到皇贵妃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字的不同，更在于权力和地位的巨大变化。换句话说，皇贵妃通常形同副后，协助管理后宫事务，但并不直接享有正职待遇，而贵妃则属于下级，地位悬殊。

因此，贵妃和皇贵妃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就是“妻”与“妾”的巨大差别。在清朝后宫，皇贵妃的权力和地位往往意味着她要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但这些责任并未赋予她与皇后平等的权力。可以说，皇贵妃与贵妃之间的差距，就如同职场中的副职与正职之间的差异，虽同在一个体系内，实则地位差距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