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继南明藩王起义之后，清朝面临的第二次重大反抗，也是19世纪中期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一。教科书普遍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暴露了清朝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巨大漏洞。从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南京的陷落，太平天国持续了14年之久。许多人在分析其失败时，普遍归结为阶级局限、内部矛盾和资源消耗等原因，但若从整体历史角度来看，事情的真相远比这些表面因素复杂。

要理解太平天国的失败，首先要看当时的局势。八旗兵在清朝入关初期，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成功击败了明朝的最后抵抗力量，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入关不久后，这支曾经精锐的力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士气低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平军在起义之初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虽然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简陋，但凭借着极强的士气和对抗清朝的决心，太平军短短两年便占领了江南大片地区，与清朝形成对峙局面。自1853年起，战斗双方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太平军与由地方士绅支持的地方团练之间的较量，尤其是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最具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清朝正规军则处于旁观状态，几乎未能发挥作用。

清朝能够迅速建立政权的关键之一，是争取了大量士绅的支持。八旗兵在入关时仅有约20万兵力，但他们凭借着\"为明报仇\"的旗号，得到了广泛的士绅支持，这为他们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清朝与南明藩王作战时，又打出“为君父报仇”的旗号，进一步加强了士绅阶层的支持，最终成功击败了李自成和南明残余势力。

同样，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也注意到了争取士绅的支持。1852年夏，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联合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其中强烈抨击清朝为“外来政权”，指责其“破坏中华衣冠、礼教，盗窃华夏”。他们还提到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事迹，从法理上质疑了清朝的正统性，意图激起广泛的民众反抗。这一檄文精准地打击了清朝的合法性，给了太平天国起义一个强大的道德和理论支持。

然而，曾国藩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发现了太平天国檄文中的漏洞，迅速做出了反击。1854年，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巧妙地避开了“盗窃华夏”的议题，转而从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反击太平天国，批评其传播西方教义、不尊重孔孟之道。特别是，他指出，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历史人物在起义时尚且尊重文昌，而太平天国却公然破坏孔庙，明显是“数典忘祖”。这一言辞犀利的檄文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激起了士绅和文人的强烈反感。许多原本中立或支持太平天国的人纷纷转向清朝一方，甚至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域内部也爆发了反对的农民起义。

曾国藩的这一策略，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矛盾。事实上，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可以看出，士绅和百姓对洋教有着深刻的疑虑和恐惧，而这种情绪在太平天国初期就已经存在。曾国藩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借“捍卫道统”这一旗帜，把太平天国塑造成了反传统、反文化的敌人，从而赢得了士绅、文人阶层的广泛支持。事实上，太平天国未能充分考虑这一社会背景，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冯友兰曾在其著作中提到：“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这恰恰解释了为何曾国藩尽管屡次在战场上遭遇挫折，却能够通过文人的支持重新集结力量。清朝利用士绅集团的支持，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一策略，正是太平天国在革命初期未曾充分意识到的关键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