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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鹿鼎记》的都记得有这么一个桥段，韦小宝保护了顺治，顺治交给韦小宝一本《四十二章经》，让韦小宝带给康熙，书的扉页上就写着四个大字：“永不加赋”。

但说白了，“永不加赋”其实是一张空头支票。

01

首先我们要明确，清朝中前期中央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一是农田的土地税（田赋），二是针对成年男性的人头税（丁银），统称“地丁钱粮”。

田赋缴纳实物粮食或折合银钱，丁银本质上是徭役货币化的产物。

自明代中期起，百姓通常不再亲身服役，改为缴纳银钱代替，这笔钱即称“丁银”。

康熙朝推行的“永不加赋”政策，其对象特指丁银。

再重复一遍，这里的“赋”，指的不是田赋，更不是国家财政收入总额，而是单指丁银！

所谓“永不加赋”，其理想状态是：未来无论人口如何增长，国家征收的人头税总额将固定不变。

那么，在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每个成年男性需承担的丁银负担理应不断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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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现实是， 相比于田赋，丁银总额本就偏低，在清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很小。

加之当时“人民渐增，开垦无遗”，随着农业经济增长停滞，丁银增收困难。

统治者正好借此机会，推行“轻徭薄赋”的姿态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将自己装扮成“明君”以粉饰门面。

于是康熙将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丁银数额定为永久定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另一方面，清朝赋税从建国伊始就是过重的。

中国历史上，每次王朝更替后，一般都存在一段相对轻徭薄赋的时期，汉、唐、宋、明莫不如此。

然后逐渐层层加码，税外有税，最后民众不堪忍受，民变四起，王朝崩溃，取而代之的新王朝又开始同样的历程。

清朝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直接继承了明朝末年的重税。

明朝末年，为应对严重的财政危机，崇祯在田赋中加征“三饷”。

辽饷一年520万两，剿饷一年280万两，练饷一年730万两，明末单单“三饷”就能从百姓身上收出1500万两以上。

满洲入关之初，清廷强调明朝末年赋税繁重，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解生民于倒悬，顺治初年宣布全面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

然后……顺治四年（1647年），“辽饷”改名“九厘银”并入田赋进行征收。

此外，清初还新增了一些明代没有的苛捐杂税，赋税相应水涨船高，使得清初田赋便高于明朝万历末年的赋额。

03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中央和地方在税收分配比例上的失衡——清初赋税收入绝大部分被中央攫取，地方经费被极限压缩，导致地方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国古代赋税由地方征收，上交中央的部分称“起运”，留归地方的部分称“存留”。

清廷入关后，连年大幅削减地方存留银，致使地方财政严重困难。

顺治四年（1647年）：总督月办公经费仅54两，知县仅8两。

顺治九年（1652年）：再砍近半，总督仅剩29两。

康熙七年（1668年）： 地方存留比例降至惊人的6.4%！总督月办公经费仅8两，知县仅1两。

地方政府无钱运转，但朝廷任务分毫不减。

康熙九年（1670年）：在群臣苦谏下，康熙“大发慈悲”，地方存留比例恢复至约13%。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中央借口平叛，再次压缩存留，地方经费及官员俸禄几乎全被征用，地方政府为维持运转只能疯狂向百姓摊派。

三藩之乱后（1681年）：存留比例恢复至约20%，成为定制。

可即便只剩下两成存留银，地方财政还得负担本省八旗、绿营军饷及驿站维护等支出，真正用于地方行政的开支所剩无几。

此外因天灾人祸，地方赋税常无法足额征收，但清廷要求地方必须足额解送“起运”部分，剩余才能作为“存留”。

这导致实际存留常低于纸面数字，缺口由地方承担。

这使得地方政府要想不关门歇业，官员们除了“巧立名目”在民间搞强制摊派，便没有别的选择了。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则故事末尾，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评论，提到地方官敲骨吸髓，使出浑身解数逼迫老百姓“捐”出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并向皇上汇报时称百姓“乐输”（意为老百姓乐得将自己的收入超额上交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摊派）。

名为“乐输”，似乎是百姓自愿的；但实际上老百姓不“自愿”可不行！清代唐梦赉曾路遇十多个囚犯，问这些囚犯犯事的缘由，囚犯回答说欠公家的“乐输”。

04

除了杂税，清代各地还广泛设“捐”：指捐、借捐、亩捐、房捐、铺捐、船捐、盐捐、米捐、饷捐、卡捐、炮船捐、堤工捐、板厘捐、活厘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不一而足，强制百姓捐献财物。

可以说，清朝政府自建国之初就建立在“横征暴敛”的财政基础之上。与此密切相关，清代官员的俸禄极低。

康熙八年制定标准：一品高官，法定工资每年仅180两银子，最低的九品官则仅有33两，在清初不过比普通体力劳动者劳作所得略高。

因为官员俸禄来自赋税，清廷便以此自我标榜，宣称本朝俸禄低微是体恤百姓。

只是高薪不一定养廉，但低薪一定会导致腐败。

如果只是最低条件下维持单个人的生存，哪怕是九品官的俸禄也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可事实上，即便官员全是大公无私的圣贤，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生计。

做官需要基本的体面，必不可少的开支比普通人大得多。

比如清代规定官员不同场合的服饰，繁缛铺张，价值不菲，都得自掏腰包。

其次清代地方官不仅需要养活一家老小，还要自己掏钱聘请师爷、招募奴仆等，缺少这些人，政府就得停摆。

单单这部分费用，就远远超过俸禄。

康熙八年（1669年）6月，御史赵璟上折说：

若以知县论，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

一个七品知县，一家人每天粗茶淡饭，加上喂养马匹就需要五六钱银子。

一个月的工资不够五六天的花销，剩下二十多天难道让官员喝西北风吗？

那么作为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员，势必“取之百姓”。

低俸意味着最清廉正直的官员也必须依赖非法收入，才能以清贫的方式养家糊口，才能让衙门保持运转。

至于饕餮之徒，则可以借机堂而皇之地鱼肉百姓。

县级以上的府、省级官员，不直接管理百姓，没法直接伸手向百姓要钱，“势必取之下属”，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得让百姓买单。

或许一开始官员们出于不得已，向百姓摊派索“捐”或接受下属贿赂，数目不大，只是为了维持生存和衙门运转。

日久天长，非法收入日积月累，数目越来越大，一旦揭穿，就是重罪。

既然两袖清风也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很多官员索性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蒋良骐《东华录》：

下官行贿以塞上司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

于是官场上下串通一气。

对下属的贪污，极少数廉洁的上司只能视而不见，明哲保身，而大多数则选择沆瀣一气，捞上一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两江总督傅拉塔在奏折中向皇上坦承：

奴才唯有昼夜铭记圣主所谕力求公正清廉之明训，益加谨慎，始终不渝。……再将奴才安心居官之情谨奏圣上。奴才先前生计贫寒，后蒙圣恩，以监察御史前往河东盐差，返回后买房七八十余间，买奴仆百余口以为差役，又买五六十余个汉子田耕种，生活富裕。此皆圣主之恩，奴才甚为知足。蒙圣主体恤，奴才妻子俱随臣前来任所，家中尚无需消费，将宅地租赁，以收租银。……奴才幸逢明君盛世，自到任以来，凡旧习之逢承馈赠，人之怨恨，不屑一顾，唯感念圣主无穷之恩，将地方所属官员每年所送四时礼品及盐商、各关恭送银共计数十万两，皆拒而未受。……此等未曾受礼之处，在圣主访查之也。……嗣后无论身任何职，断不玷辱圣主所谕公正清廉之明训，勤勉效力。

到了康熙末年，低俸问题大大恶化了。

地方行政经费长期严重不足，各省普遍要求官员捐俸禄，衙役捐工食银，填补开支缺口——也就是说，即便那可怜的微薄俸禄，官员们往往也拿不到手。

最极端的例子来自湖广，雍正即位不久，湖广总督杨宗仁向皇上汇报，两湖地区大小官员的俸禄和衙役的工食银（合称“俸工银”）已经全部捐出长达十年了。

这十年中，这些官员没拿到过一分钱的法定工资。

既然法定工资拿不到，官员们打着“公家”的名义，在民间敲诈勒索、搜刮钱财，自然也就更心安理得、顺理成章了。

而地方财政的窘困，也日甚一日。

事到临头，地方官员往往侵吞挪用地丁钱粮，事后再想办法补上，最终负担还是落到了百姓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