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在关于“中国”的论述当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尤其是清史。

举个例子，清廷在处理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汉”地区，以及部分涉外事务时，都会通过理藩院来进行协调与处理。

但与传统的六部不同，理藩院的高级官员几乎均由满人或蒙古人担任，汉人被彻底排除出了边疆与外交事务之外。

《钦定理藩院则例》文本

鉴于此，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样的安排，导致边疆的民族精英们在政治和制度上是与清朝皇帝而非与中国（Chinese state）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就此摆上了公众的台面——“清朝”到底是不是“中国”？

古典意义的“中国”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除了遣使招谕故元宗室和蒙古部落臣民之外，还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等地，表示“然必中国治安而后四方外国来附”。

显然，他似乎并未将八番、西域、畏吾儿等视为“中国”的一部分。

明孝陵

实际上，一直恪守着传统“天下观”的明朝君臣们，将国家划分为两京十三省与“外夷”两大部分。对此，《大明一统志》中如是写道：

天命统一华夷，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靡不来廷。而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直隶、六部，天下分为十三布政司。

拉丁文版《中国新图志》里的“中华帝国新图”

值得一提的是，世居东北的女真诸部，一直被明廷视为接受羁縻统治的重要管辖区，正如《大明一统志》中所说的那样：

女真迨入本朝，悉境归术目开原迤形。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公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1616年，努尔哈赤被诸贝勒、大臣推举为“英明汗”，以天命为号，建立后金国。

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在称汗前一直视明朝为“天朝”，甚至在两年后发表的讨明檄文《七大恨》当中，依然将明朝皇帝视为“天降大国之君”与“天下共主”。

电视剧《努尔哈赤》中的努尔哈赤

皇太极即位后，对明朝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比如他在致明朝的文书中表示，“尔既称为中国，宜秉公持平；明国复无一言，明既称为中国，则当秉公持平。乃他国侵我，则置若罔闻”。

由此可见，尽管皇太极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将明朝视为“中国”，但认为“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永久独占，自己也有机会参与角逐。

因此，他不仅经常以“北朝”之君自居，还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北朝”与“南朝”的共主。

电影《南汉山城》中的皇太极

1644年清军入关后，顺治——更准确地说，是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将自己视为取代明朝统治的“入主中国之君”。

因此在告祭天地的祝文中，出现了“我皇祖宠膺天命，肇造东土，建立丕基……值明祚将终，奸雄蠭起，以致生灵涂炭，傒望来苏。臣钦承祖宗功德……因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的论述。

实际上，即便是乾隆本人也曾在《皇清开国方略》中颇为骄傲地表示，“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

一方面，乾隆所说的“中国”指代的就是明朝；但另一方面，它的内涵是比较模糊的——既可以是曾经“受命于天”的“天朝”，也可以指地理意义上的“明朝疆域”。

《皇清开国方略》内页与乾隆画像

鉴于此，欧立德教授曾公开表示，“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坦诚说，如果将“中国”视为古典意义的、带有“汉文化属性”的中原王朝，那么身为“中国”的明朝疆域，无疑是“大清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问题是，在有清一代的不同文献中，“中国”一词的内涵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欧立德与其著作《The Manchu Way》封面

实际上，欧立德在仔细阅读了《大清历朝实录》之后发现，在1644—1911年间合计出现了1088次“中国”。

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国”指代的是“汉人居住地”；剩下的“中国”指代的“好像是整个大清帝国的国土”——他“大多出现在处理对外事务层面，或者是一种历史或文化的语境下”——有着“中央之国”的内涵。

《清实录》内页

是“大清国”，更是“中央之国”

坦诚说，在涉外文书中，带有“中央之国”意味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等同于“大清国”，无疑是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思想的统治阶层，主动接受并继承了儒家“天下观”的具体表现。

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清廷以“俄罗斯沙皇遣使献礼事为沙皇还礼”为名，发出了一份满文的敕谕文书（汉译）：

大清皇帝敕谕，致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尔国地处西北地方，距离遥远，向来未至中国（dulimbai gurun），却今尔悉闻善名，真心实意遣人进献方物，故朕欢喜异常。

为略表朕兴仁遐荒远方异域之苦心，并还礼布施，委付给来使赍之。恭收此礼，愿永保和睦，世代受到恩赏。

在满语中，“dulimbai gurun”一词翻译成汉语即“中央之国”，等同于“大清国”。

西方绘作中的顺治与汤若望

鉴于沙俄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以及雅克萨等地，清廷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特意向其递交了一份蒙古文交涉诏书：

大清国（daicing gurun）皇帝谕旨，谕俄罗斯察罕汗。谓：

先遣使臣尼古拉，因不知大国礼法，出言举止粗鲁低下，予以宽恕吧。因为相距遥远，（尼古拉）不知中国（dulimbai gurun）法律，并无恶意。你后遣使臣正在等待定议，将此等原因先令察罕汗知晓，寄付使臣米奇弗威尼果等谕书。

显然，这里的“中国（dulimbai gurun）”也等同于“大清国”。

西方版画作品中的康熙

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右翼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反清叛乱，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以果隆（佑宁寺）、果芒为首的多个西宁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因被指控“响应反叛”而遭到了血腥报复。

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在致准噶尔汗国的诏书中，不仅提到了果隆、果芒等寺院遭遇破坏一事，还解释了个中缘由：

佛教之正源在昭地（即西藏），弘扬佛法者，中国（dulimbai gurun）之大施主也，所有满洲、蒙古、尼堪（即汉地），于各自地府敬奉佛法者，此即教也。并非但涉果隆、果莽二寺。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的雍正

短短的几句话，至少蕴含了三层含义。

首先，尽管人们公认藏传佛教的“正源”是“昭地”西藏，但弘扬佛法的一直都是来自“中国”的“大施主”；

其次，“中国大施主”统辖下的满、蒙、汉地区所敬奉的佛法，无一例外都是“昭地之教”即藏传佛教，并非只有果隆、果莽两个寺院信奉；

第三，“中国”就是“大清国”，无论是“昭地（西藏）”还是满洲、蒙古、尼堪（汉地），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今天的佑宁寺

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派遣使臣第巴喇嘛、宰桑吹纳木喀进藏“熬茶礼佛”。

一行人等在离开拉萨之前，特意向西藏郡王颇罗鼐请教“如何可以得到大皇帝（乾隆）深信，益加和好，永久不渝之处”一事。

对此，颇罗鼐如是回答道（汉译）：

我土伯特之卫藏虽为黄教福地，此前并无如此繁昌，唐古特人等亦从未如此安乐，后因中国（dulimbai gurun）大皇帝意欲兴广黄教，逸养众生。

藏文版《颇罗鼐传》 内页

故自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直至颇罗鼐我，悉数赏印授封，不分内地与土伯特地方，叠沛圣恩，故今受益，远过从前者，所有蒙古、唐古特人等无人不知。

此皆我之肺腑之言，特此陈告，尔等返回，可将我此等粗俗之言转告噶尔丹策零，是非之处，听其自便。

在颇罗鼐看来，身为“中国大皇帝”的乾隆，是统驭天下，即满、汉、蒙、藏等多民族的“共主”。因此，准噶尔汗国务必要加强与“中国”即“大清国”的密切关系。

大臣跪拜乾隆皇帝，刊印年代1840年

乾隆三十年（1765），清廷在库伦（乌兰巴托）以北的珲堆山谷内，敕建了旨在纪念哲布尊丹巴二世的丹巴多尔济寺（敕愿寺）。寺庙建成后，谕旨以满、蒙、汉、藏四种文字镌刻在两块花岗岩碑石上。

在蒙古语碑文中，哲布尊丹巴二世被赞誉为“宣赞教化，绥辑众蒙古，使之归心于中国（tomtatu olos），功绩是非常大”的宗教领袖。

碑文中的“tomtatu olos”一词，直译过来与满语“dulimbai gurun”完全一致，即“中央之国”，也就是“大清国”。

丹巴多尔济寺遗迹以及所在位置

以上种种，都无疑印证了欧立德所说的，“满洲人有时候将他们管辖的土地称为中国，不管是在汉语还是满语中，都是这样”。

尾声：“流动”的中国

实际上，即便在清朝内部，不同人众对“中国”的理解，依然存在着很大差异。

比如魏源在成书于1842年《圣武记》中指出：

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其民亦皆土著之人，其国亦皆城郭之国。

显然，这里的“中国”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圣武记》内页

但是，鸿卢寺卿黄爵滋在发表于1838年，呼吁“禁绝鸦片”的奏疏中指出：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振聋发聩，请仿周官用重典之治，治以死罪！

同样的“中国”，在这里指代的就是“大清国”了。

吸食鸦片的工具

总而言之，“中国”内涵的不一致性，必然会让现代人——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感到非常困惑。原因很简单，这个定义原则上应该是固定的、一清二楚的。

于是，一个近乎“荒唐”的情况出现了。一方面，倘若你认为“清朝即中国”，那么找到合理的论据并不是什么难事；另一方面，倘若你非要认定“清朝非中国”，那么相应的“论据”其实也不少。

原因很简单，你的“中国”与他的“中国”，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

刻有“中国”字样铭文的的何尊

由此可见，倘若我们“无脑”引入西方的概念观点与理论方法，而不能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仅很难取得更深层次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得到一些啼笑皆非、令人咋舌的“暴论”。

站在历史演进的角度看，“中国”无疑是一个“流动的王朝”——不仅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中原王朝控制的空间边界，也是不断变化的。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俯视古代中国，更没有必要简单粗暴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和评价现代中国。

长城

最后想说的是，以“新清史”为代表的西方观点，固然可视为是对我国历史研究的一种启发和促进。但是，我们也要高度警觉一小部分所谓“学者”背后的动机及其为政治服务的考虑。

客观地说，在关于“中国”的论述当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史”范畴的当属元清史，尤其是清史。举个例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