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1卷第4期

引用格式：袁广阔.考古与文献双重视域下的夏代文字[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61(4):156-166.

作者简介：袁广阔，河南镇平人，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兼职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考古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空间规划分会副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已出版专著15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6年参与国家“九五”重点工程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代前期年代学研究，2005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先后主持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荣获“北京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称号。主持发掘的辉县孟庄遗址和焦作府城遗址，分别被评为1994年、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3年论文《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24年又荣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优秀成果三等奖。

考古与文献双重视域下的夏代文字

袁广阔

【摘 要】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文”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证明早商已经步入成熟文字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文与殷墟同类文字存在承袭关联，说明二里头文字与商代文字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表明，商文字中存在夏代礼制与族徽文字的基因，这不仅是对礼制文化的承袭，更是文字记忆体系的反映。二里头文化大型都邑的出现标志着夏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国家形成并进入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夏代典籍的存在，尽管部分典册文献在传承中被改写或湮灭，但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构建起“夏文字—早商文字—殷墟甲骨文（金文）”的演进链条。夏文化文字发现较少可能与文字载体（如竹简）不易保存有关，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

【关键词】二里头；甲骨文；夏文字；夏书；族徽

一、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和多进院落的宫室建筑群、官营作坊区等重要遗迹［1］。2024年12月26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夏商时期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在二里头遗址的北部、洛河北岸的古城村发现了二里头时期的壕沟和城墙。它们与二里头遗址的主干道路、墙垣、建筑基址等遗存时代、方向一致，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外围的壕沟和城墙［2］。规模宏大的都邑，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国家已经产生，正如邹衡先生所言，偃师二里头遗址应该就是夏都斟鄩所在［3］。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是真实存在的。

当前，探索夏文字基于两个重要条件，即早商文字和二里头文化文字材料的新发现。早商文字方面，郑州商城（亳都）和郑州小双桥（隞都）都有新进展。郑州商城位于郑州市区，总面积约1 300万平方米，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组成，是商代开国之君汤的亳都所在地。目前发现的文字按照载体可分作四类：铸于青铜器上的金文、刻于牛骨上的骨卜辞（“甲骨文”）、刻划或书写在陶器上的陶文以及刻划在石头上的文字等。《郑州二里冈》发掘报告释读出其牛肋骨上的11个字，“乙丑贞：从受……七月又モ土羊”［4］38。二里岗甲骨文的字形结构与殷墟甲骨文相似，两者都表现出明显的象形特征，两地均出现“乙”“丑”“贞”等字，且形态相近。 郑州商城这片“甲骨文”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为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找到了源头。

郑州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郊石佛乡小双桥村与于庄村之间的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是仲丁所迁的隞都［5］。小双桥的文字主要出土于宫殿建筑附近祭祀坑内，目前发现的文字有朱书陶文和刻画陶文两类。小双桥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保存完好，字迹较清晰。朱书陶文多书写于陶缸或大口尊上，依据目前发现的文字内容有数目字类、象形文字类等。朱书文字中象形文字占有很大比例，如帚、匕、旬、天、东、父（尹）等。曹建敦还考证出一个甲骨文中不见的“吴”字［6］。朱书文字多为祭祀短语类文字，因陶器破碎，保留的文字多为片段，但大多可以与甲骨金文比较印证和释读。小双桥朱书文字中的象形文字与殷墟金文和玉石器上的朱书文字在字形特征上高度一致。例如，“帚”字在小双桥朱书文字中描绘扫帚的形状与殷墟金文相似。

小双桥陶器上的文字数量较大，类别丰富，文字构形虽然古朴，但书写得刚劲有力。正如古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所说：“小双桥的文字线条简练匀称，结体自然，行笔流畅，考虑到是用软笔书写，可以推断书写者已相当纯熟地掌握了书写技巧，表明当时文字发展和书写的整体水平较高，早已脱离原始状态。”［7］19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从字形、笔画、结构及表现手法分析，与甲骨文、金文属于同一体系的古代文字特别是族徽文字承袭关系明显。

郑州商城、小双桥早商都城遗址新的文字材料不断发现，表明早商已进入成熟文字时代［8］。因此，夏鼐指出：“二里岗文化已有文字制度。”［9］商前期文字填补了中国文字历史上的一段空白期，为探究夏代文字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就说：“按照殷墟文字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推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10］31近年来出版的《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11］202《二里头：1999—2006》［12］发表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符号，为研究夏代文字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很多学者将其视为文字。邹衡指出：“这些陶文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及其以后陶器上常见的刻划符号是不相同的，现在虽然尚未确考为何字，但从其结构来看，同甲骨文已经非常接近，其为当时的文字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3］宋镇豪说：“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刻有“耳”“目”“鱼”等陶文及40 余个陶器刻符，有的结构比较复杂，已接近殷墟甲骨文。”［13］曹定云全面研究了二里头文化陶文，认为：“如果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是夏文化，那这13种陶文均应是夏代文字。”［14］在商代之前，二里头文字已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鉴于此，笔者拟结合考古实物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研究成果初步探讨夏代文字，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陶符文脉：考古发现的夏代文字线索

考古类型学研究表明，晚商指代器物的部分象形文字的字形，与二里头时代此类器物的字形特征更加近似，说明指代器物的对应文字，当创造于夏代。正如苏秉琦指出：“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到、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因此，甲骨文实物虽出自晚期商代人之手，它们却为我们留下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15］89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符号文字与当时的礼制和社会管理制度关系密切。

（一）书礼同轨：文字与夏代礼制

1.礼制与文字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规模宏大的建筑基址、大中型墓葬和配套成组礼（乐）器。礼器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铜礼器包括铜鼎、爵、斝、盉等；陶礼器有爵、盉、觚、鬶、尊、豆、簋、贯耳壶等；玉礼器种类较多，有璋、钺、戚、圭、戈等。乐器方面，主要有漆鼓、陶鼓、石磬、铜铃、陶埙等。其中，漆鼓呈束腰长筒状，石磬磬体略呈折曲状，铜铃多与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共存于大型墓中。另外，祭祀方面，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北部和西北部一带（Ⅵ、Ⅸ区南部）有专门用来祭祀的活动场所，遗迹有高于地表的圆形建筑（坛）和低于地面的长方形建筑。该区域发现有完整的狗、猪、羊等动物骨骼的祭祀坑；在这些遗迹附近发现较多卜骨，其种类有牛、羊、猪、鹿等动物的肩胛骨。

礼器和乐器的发达昭示着夏代已经进入礼制文明时代。文献记载祼礼是夏代的重要礼仪。《礼记·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邹衡认为,鸡彝这种灌尊，就是夏文化的封口盉，也是龙山文化中常见的陶鬶［16］149-157。根据考古发现，二里头遗址已出现祼礼及相关礼器如“鸡彝”，同时墓葬中出土的漆觚也证实了祼礼仪式的存在［17］。这些考古证据表明，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行为规范，礼制在中国早期文明社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构成了当时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柱。而当时的礼制活动，多与巫觋或“伶官”这一特殊群体的礼仪实践相关；杜金鹏推测二里头文化有一特殊身份的群体如巫师等主导宗庙管理和祭祖活动［18］。

巫师不仅是礼制活动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也是早期器物字的造作和书写者。二里头遗址牛、羊、猪、鹿各类卜骨以及众多礼器的发现，说明当时一定规模的巫师集团已经出现。一些巫师在不断使用器物的职业活动中，开始结合礼仪需求，依照礼器的形状创制“器物字”。这样，玉器中的璋、戚，青铜器或陶礼器中的爵、觚、盉、尊、豆、壶等“器物字”率先出现［19］。这些象形的“器物字”最初与祭祀、占卜关系密切，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礼记·礼器》载“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因此，夏礼是我国古代礼制的开端，也是礼制仪轨渐趋完备和文字系统出现的重要阶段。

2.礼制文字实例

（1）“龙”字。龙是夏人的图腾，与夏关系最为密切［20］。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许多龙形遗物，尤以镶嵌于漆木器上的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最为突出，据统计目前共有16件出土，如圪垱头M4出土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呈椭圆形，两侧各有二穿孔纽；凸面由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这些绿松石铜牌饰制作精良、纹饰精美，均随葬于大中型墓葬中，杜金鹏、王青、李学勤等将其称为“龙纹”［21］。由此可见，随葬有龙纹遗物的墓主生前应属地位较高的统治阶层。

绿松石龙形器和镶嵌龙纹铜牌饰是上层阶级人员在重要活动如宗庙祭祖等使用的重要礼器。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块陶片（采：26），其上刻划的“

”与铜牌饰上的龙形象极为相似［11］。这是二里头遗址“龙纹”铜牌简化后的图案，也可以说就是“龙”字。

（2）“璋”字。牙璋是二里头文化最典型的礼器，只出土在大型墓葬之中，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如二里头ⅢKM6墓底中部有大面积的朱砂层，出土铜爵、陶盉各1件，中部有玉璋1件，长条形，身、内之间有两道锯齿形阑，两阑之间有锯齿形饰。牙璋是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礼器，对周边地区文化影响深远。

二里头遗址虽然没有发现“牙璋”的象形字，但在安阳殷墟青铜器铭文上找到了夏代的“璋”字。殷墟铁三路M89青铜器觚的圈足内铭文“璋”字，歧首，弧刃、扉齿较长，字形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牙璋一致［22］。二里头文化流行随葬牙璋，但商代早期墓葬和殷墟时期已完全不见踪迹。因此，殷墟铭文中的“璋”字，显然是夏代创造并传承下来的。

（3）“爵”字。二里头的铜爵形体有的较低矮，流尾间距较短，束腰平底，三足较短，微向内敛；有的器体较高，流尾间距较长，束腰平底，下腹突出，下接三足，足外撇，尖尾，流口间一般无立柱。发掘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墓葬发现的青铜酒礼器中的核心之器是爵，二里头遗址所发现的未遭破坏的铜器墓，如果只出一件铜容器必定为爵，若有二件或更多，其中必有爵。”［23］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爵”的象形字。但殷墟甲骨文中的“爵”字所表现的平底的特征，与殷墟青铜爵器形底部向下突出为卵形底的形态差别巨大，这充分说明，甲骨文“爵”字不可能取象于晚商时期的铜爵。此外，晚商金文中的爵字，不见柱，流细长，有尾，深腹，高实足。这些特点均为二里头文化早期陶爵的形制特征。因此，有人认为甲骨文中深腹长流的“爵”字，字形上具有二里头文化铜爵的特点，可能在二里头时期就已经创制出来［24］。

（4）“酉”字。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酉”的象形字，但殷墟甲骨文中却有“酉”字，其取象来源应是二里头文化的陶大口尊，因为其字形特征与二里头的大口尊贴合度最高。二里头文化的小口高领尊多见于二期，兴盛于二里头三期，商代早中期后都变成口大于肩，晚商时期口为喇叭形，无肩，形体变长，只有二里头二、三期时的形象特征符合金文中的“酉”字形。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殷墟甲骨文中，酒字写作酉，一望即知是酒具大口尊的象形字。可见二里头文化中非常多见的陶大口尊，应该是盛酒之器。”［24］岳洪彬和杜金鹏不仅认为酉字取象于大口尊，同时也认为大口尊是用来酿酒或者贮酒的器物：“此类器一般形体较大，高四五十厘米者很常见，做工精致，结实牢固，可作长期使用。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酒字字形，均与大口尊相似。甲骨文和金文多为象形字，其酒字最早可能就是取大口尊之象形，这说明大口尊这类器物与酒应有密切关系，可能是酿酒或贮酒之器。”［25］72-73另外，还有学者认为铭文及甲骨文从“酉”的字，如奠、酒、尊、歙、福、富等，字形上都与二里头大口尊的器形细节接近［24］。

除了以上的器物象形字之外，金文中的“觚”字为桶形，形制与二里头文化陶觚形体特征接近；晚商铭文中的“豆”也与二里头时期喇叭状高柄豆形体特征接近［19］。总之，通过与器物存续历史年代所具有的外形特征对比，可以发现，晚商时期部分指代器物象形文字的字形，与二里头时代此类器物的形态更加接近，许多礼器直接来源于其形态的象形描绘。这充分说明，指代此器物的对应文字应创造于夏代，成熟于早商，并一脉传承至晚商。

（二）符以志群：象形类字符与人群标志

殷墟甲骨文中的“工”“百工”表明，当时手工业门类齐全，铸铜、制玉等方面技术先进，生产的组织、管理及产品流通等环节有条不紊；二里头都邑的社会生产、组织与仪式活动等与殷墟一致，都需要有序、高效的社会组织协调管理。二里头都邑以“井”字形道路网络划分成“九宫格”，宫殿区和作坊区外侧都发现有夯土围墙。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内的手工业生产呈现出四大显著特征：首先，生产种类日益丰富，以铸铜作坊为例，早期仅生产小型铜质工具，后期逐步拓展至兵器及铜质容器等多种器类。其次，技术体系高度成熟，尤其在铜容器铸造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其造型之精美印证了冶金技术的创新发展。再次，生产组织具备精细化管理特点，无论是铜器还是绿松石器制作，均需遵循多工序的复杂流程，体现出严密的分工体系。最后，空间布局呈现专业化特征，围垣作坊区的设立不仅实现了不同质地产品的分区作业，更通过集中管理模式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专业化水平［26］107。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程度和形式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复杂化程度或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二里头各类围垣作坊的独立存在，表明该时期的社会分工已经细化，铜器、绿松石、制骨等加工生产已经超越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方式，转变成专业化的作坊式生产，国家已经拥有相当完备的管理系统和高效的管理阶层。

高效的管理、协调需要通达的文字媒介进行交流、传播。因此，为了区分不同族群以及传播信息、协调管理，族徽便应运而生。二里头文化的族徽可分为与手工业生产作坊有关的工匠族徽和与氏族标志有关的族徽两种。这些族徽常刻划于陶器之上，大多与手工业作坊有关，如二里头文化出土的尊、罐、平底盆、镞、箙等上的文字符号。

（1）镞。多刻划于大口尊领部内壁。二里头VH52：4作“

”形，为一矢的象形字，是一个直观呈现箭矢的造型。该符号与遗址出土的三角形骨、石、蚌及青铜镞实物高度契合,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箭镞形制的共识。

（2）车。洛阳皂角树遗址陶盆上的刻字，作“

”形，由规整双轮、横贯车轴及椭圆车厢构成完整车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造型与之完全对应，印证该符号的谱系传承。文献佐证方面，《左传》记载夏代已设“车正”官职专司造车，陶符的发现为这一职官制度提供了实物参照。

（3）尊（酉）。二里头2005VT114④：1大口尊的肩部，刻划图案，作“

”形。与尊类器形比对，该字字形与小口尊形态相似，准确再现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小口尊的剖面特征。这种酒礼器的符号化表现，暗示其在祭祀或礼仪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4）罐。登封南洼遗址2004H224：5刻划图案作“

”形，大口，鼓腹，平底。以简练线条勾勒出大口、鼓腹、平底的典型深腹罐轮廓。该遗址作为专业制陶中心（发现9座陶窑）［27］，其字可能兼具器物标识与族徽功能，反映当时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5）盆。二里头ⅣH73：12图案作“

”形，该字表现的是二里头文化平底盆，通过不同视角呈现平底盆的立体形态。

这些高度象形的文字与手工业人群的关系也可在殷墟和周原出土的族徽中得到验证。殷墟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作坊、大司空制骨作坊等区域内均发现有较多的墓群，随葬品证明死者多与手工业生产相关。刘一曼将殷墟陶文从内容上分为数字或符号、位置符号、族名或人名、记事、卦辞、其他六类，并指出：“殷墟陶文的族名较多，特别是其中有一些族名时代较早，又有一些族名（或人名）在甲骨文、金文中未见或罕见，这对于研究殷代的族氏有重要意义。”［28］346-361将殷墟公认的陶文文字与二里头发现的刻划文字对比，可以发现几个现象。第一，从二里头文化至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乃至殷墟遗址，考古发现的数字与象形文字呈现出明显的同源性特征。尤其在车舆、鱼形、箭镞类字体的形态结构及内涵指向上，二里头与殷墟陶文系统展现出连续性。第二，二里头与殷墟陶器上的文字皆以单字符形态为主导，多遵循“一器一字”的规律。这种集中指向族属标识与个人称谓的功能属性，也暗示着早期文字系统与氏族社会结构间的深刻关联。陶器虽非当时文字传播的核心载体，但有时会出现记录氏族身份的情况。第三，陶器上的文字简约性特征与祭祀青铜器的铭文、甲骨占卜的契刻形成鲜明对照，说明陶器并非当时书写文字的主要载体。李孝定指出：小屯殷墟出土陶片近25万片，有字陶片计82片，其百分比为0.0328强，这种统计方法虽然很粗疏，但可以确定证明一点，即有字陶片所占的百分比都极低。这一现象可作如下解释，陶器是日常使用的器物，而非书写文字的素材，也不像殷墟的甲骨，为了特定的占卜目的，有大量刻写文字的必要，因之，除了陶工和器物的使用者为了分辨该器物在同组器物中的序数或位置，或者其它的目的……原无大量使用文字的必要，这是陶文数量极少的主要原因［29］220。如同殷墟一样，二里头文化的陶文在整个陶器中的比重也极低。

总之，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发现的单个文字应是当时的族徽，是文字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族徽一经产生，便起到了区分族群身份、加强沟通交流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字也被商周所继承，在殷墟和周原都有发现。周原遗址齐家作坊生产区域的墓葬随葬有制玦石料、制玦工具及齐家风格的石玦，也从侧面展示出西周时期手工业人群世工世族的特征，发掘者指出：“齐家制石作坊的产品以石玦为主，作坊与制玦遗存共存的遗迹单位中，出土包括‘璋’‘爻’‘璋爻’等三类族徽，其中璋即为石璋形象，与该作坊生产的石玦均为典型玉石器中的一种。齐家北漆木器作坊中发现的陶文族徽‘箙’字，在卜辞 、金文中是藏器的复体象形字。由此可知齐家北漆木器作坊族徽也与作坊产品性质相同。”［30］

三、史官典籍：夏代文字存在的佐证

夏是中国王朝历史的开端，先秦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如《尚书》《左传》《诗经》《国语》；另外，这些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夏代典籍和史官的记载，而它们正是夏文字存在的一个重要佐证。

（一）先秦文献记载佐证夏代史官、典籍的真实存在

《淮南子·汜论训》载：“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于商。”由此可见，在古人的记忆里，夏朝有着成熟的史官管理体系。正因为如此，夏代有典籍也就顺理成章了。《国语·晋语》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清华简《尹至》说夏桀“虐德，暴童，亡典”。

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展现了史官前身——贞人集团的双重属性。甲骨文、金文中“史”“册”等字频繁出现，暗示当时已存在更系统的简册档案。《左传》记载“崔杼弑其君”、齐国太史兄弟前仆后继的壮举，揭示了史官制度从宗教职能向道义担当的质变［31］1313。《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恶直丑正，实蕃有徒”，《左传·文公二年》“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证明当时史官已建立系统的文献征引制度［31］1862。《孟子》“晋之《乘》、楚之《梼杌》”，《左传》引述孔子“董狐，古之良史也”的记述和赞叹，更折射出列国史官体系的成熟［31］744。

考古发现周文化较殷商落后，周人克商后为巩固统治亟需建立礼乐制度，武王高度重视熟悉商朝礼仪知识及历史典籍的史官群体的利用。刘源根据史墙盘、作册大方鼎、夨令方彝等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记载，发现殷王室覆灭后，原属殷商王室的史官群体凭借其世袭的专业技能，被周王室及姬姓贵族系统吸纳。这种文化传承现象既反映了周人对殷商先进文化的主动吸收，也展现了周初统治者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而对专业技术人才实施的怀柔政策。刘源指出：殷人史官记事，其遣词用字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史官父子世袭，其记事方式也代代传承。直至春秋，诸侯太史的笔法仍保持着较多传统特点。如《春秋》中还有一些语句与殷墟卜辞的内容或关键字、词的用法一致，《春秋》记载天象、物候的文字也延续了殷代史官的笔法。《左传》文字及其反映的礼仪制度也可与殷墟甲骨文相互对照［32］。

程平山发现司马迁在撰写夏王世系时，参考了谱牒和《尚书》，这些记载与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录高度一致，表明三者均基于可靠的文献来源。由此可以推断，古本《竹书纪年》的夏纪部分参考了当时存世的早期“春秋”类史书，进一步证实了夏代存在编年体史书和真实可靠的谱牒。程平山指出：“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与夏商周时期国史保存于王室的制度有关。”［33］史官体系的完备使得夏代就有了史料典籍，而这些史料又为商周时期的文献提供了可靠的文本。

目前，在传世经典中经常见到的夏代典籍有《夏书》《夏礼》《夏时》《夏令》《夏小正》。先看《夏书》，据李启谦先生研究，仅《左传》就引用《夏书》15次［34］；《墨子·明鬼下》称《尚书》首《夏书》。再看《夏小正》，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认为其来源于夏代。陈九金从天文学方面考证说：“《夏小正》是夏代流传下来的历书，从它的正月星象与《月令》完全一致可以证实,这两份历书大约产生于同一时代。”［35］陈钟凡在《〈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证》中，从述作、时令、典礼、体制、诗歌起源五方面论证《诗经》中的《豳风·七月》为夏代文学，“以时令言之。《七月》所纪人事、物候，考之《戴记·月令》，先后差池。按之《夏小正》，乃多吻合”［36］。韩高年从授时仪式角度考察认为：“《夏小正》是用于授时仪式的韵文，从其中记载的星象、历法等内容以及其语言形式来看，它的产生年代应在商周以前。”［37］

除了这些直名“夏”的文献外，传世经典中还有很多其他文献也是夏代的典籍。例如，郭永秉认为清华简《厚父》当属《夏书》［38］。《左传·昭公十二年》云：“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那么，春秋时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又是什么时候的典籍呢?《周礼·春官·外史》云：“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说《三坟》《五典》是也。”王晖认为，左史倚相能读懂且能训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被视为楚国“三大宝”之一，就在于春秋时能读懂且能解释这些典籍的人很少了，因为它们不是用西周或春秋时期的语言文字写成的，甚至可能不会是商代的文字；这些文献的形成时代也许在夏代或传说时代的尧舜时期［39］109-110。

（二）甲骨文印证夏代典册文献的存在

司马迁根据《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文献资料，系统地叙述了夏朝的兴衰过程，写出了《史记·夏本纪》，记录了从夏禹到夏桀约四百年间的历史。王国维利用殷墟甲骨文资料，考证了商代王室世系，在此基础上对照《史记·殷本纪》等古籍记述发现：“《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40］若此，以甲骨文的相关记载印证夏代文献的有无也是可行的。

先看《甘誓》。《尚书·甘誓》载：“（夏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暂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刘起指出“五行”指的是天象，至于“三正”，殷代甲骨文有“臣正”和“正”，指主要大臣。“《甘誓》的写成文字，当在殷代或殷末到西周之间，所以用了当时已出现的‘五行’‘三正’字样，而其语意本是原来流传下来的。当时所以强调敌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罪，就是指出有扈氏上不敬天象，下不重大臣，是足以引起‘天怒人怨’的大罪，所以‘奉天命’去讨伐他”［41］。后来，刘起在《答〈新五行说商榷〉——兼论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中又强调：“《甘誓》作为夏代宝训，流传至商代、周代最后写定时，用了其时一些习惯用字，亦无不可。”［42］277

再看《夏小正》，李学勤依据《夏小正》的经文，与卜辞、金文和《尚书》等文献对照，发现《夏小正》确实有古老的渊源［43］88。《夏小正》“正月”：“雉震响。”以雉鸣为物候的观念流传很久；在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发现有以雉鸣为灾异的记事。《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传云：“夏有煮祭，祭者用羔，是时也不足喜乐，善羔之为生也而记之，与羔羊腹时也。”“煮”用于祭祀，考古也有实例。1984年，安阳殷墟王陵区的西北冈祭祀坑内，考古人员发掘出1件青铜单体甗，甗内却有一块人类头骨，后来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也出土有类似青铜甗，科学检测结果表明人骨头里的钙质流失严重，与正常出土的人骨大不一样，证明人头是专门在青铜甗里煮祭的［44］。

（三）《夏书》等文献得到考古学的印证

《左传》有很多关于先秦典籍的记载，其对东周时期的记载很多都被考古发现证实，如《左传·庄公二十五年》载：“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币无牲。”这从侯马晋国祭祀遗址可以清晰看到，其发现 11处祭祀地点，每一地点都有用牲和用币的情况。另外，《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子伐陆浑之戎。”陆浑戎的墓地于2013年在洛阳市伊川徐阳遗址被发现［45］。

再看关于《夏书》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杨伯峻注曰：“木铎，金口木舌之铃。金口金舌则为金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铃就是金铎，2002年考古发掘的M3墓出土形制为合瓦形空腔体单翼铜铃，顶部中央横置一桥形纽；铃内置玉质铃舌，撞击可发出悠扬清脆的乐声［18］107。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赋纳载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 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夏代车的迹象。在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发现有东西向、南北向各两条道路，四条道路垂直相交，道路将都城划分为“井”字形分布格局，这些道路形成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一直使用到第四期。在南侧大路上发现了两道平行的车辙痕迹，车辙长5米多，宽度一般在0.2~0.32米，两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另外，洛阳皂角树遗址的一件陶器上刻划有“车”字图像［46］。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七年，春，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这里，杞国的国君来鲁国朝见时使用了夷人的礼节，引起僖公的不满，这说明当时东夷还保留有“夷礼”。《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这句话揭示夏朝的后裔杞国还保留有夏礼。因此，《孟子·滕文公上》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汉赵岐注：“言以诸夏之礼仪化变蛮夷之人耳。”也就是说，是以夏礼化变夷礼。近年来，方辉结合古文字学与人骨病理研究，实证了夷夏礼节之别主要体现为夷夏两个族群在蹲踞与跽坐行为举止上的差异［47］。孙蕾的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多个遗址的人骨下肢存在高比例的跪踞面，说明当时的人们有跪坐习惯［48］。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举牙璋跪坐时身体呈收敛状态，象征着对天地的敬畏，可知夏人将跪坐赋予了深刻的精神内涵并对周边产生重大影响。商周时期，跪坐礼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甲骨文中多次出现“跪”“坐”等字，字形生动地描绘了跪坐的姿势。跪坐已经成为朝会、祭祀等重大场合的必备礼仪。

通过考古发现、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表明，夏代典册虽经后世传抄改写，但其核心内容具有历史真实性。《甘誓》中“五行”“三正”等概念与甲骨文“臣正”“正”相合；二里头遗址的青铜铃、车辙遗迹与陶寺鼍鼓等实物遗存，印证了《夏书》所述“木铎”“车正”“鼍鼓”等记载的可信性；夷夏礼俗差异的体质人类学证据与甲骨文、青铜器跪坐造型的对应，揭示了夏礼对商周礼制的深远影响。这些证实了《夏书》等先秦典籍中关于夏代礼制、器物与族群的记载具有历史真实性。

四、余论

近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为认识中国文明起源、早期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材料。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发现了大型聚落、大型水利工程以及高等级房屋、高等级墓葬等，出土的成组文字符号为了解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黄河流域的陕西石峁、延安芦山峁遗址发现了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台城式建筑群，山西陶寺大型龙山城址出土有高等级墓葬和朱书文字，山东丁公遗址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陶文，这些新发现表明中国文字的孕育和形成经过了一个颇为漫长的过程，距今约四五千年当是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

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发达，青铜器、玉器等各类作坊齐备，国家形成并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文明社会的上层人士中诞生了一个庞大的巫师集团，他们在祭祀、生产活动中创造出了夏文字。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象形文字以独立类型的族徽类和礼器类为主，其中一些象形文字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得以传承。

尽管二里头文化尚未发现如殷墟甲骨文般的成熟文字体系，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已为解读夏代文字系统提供了关键线索。二里头文化少量文字的发现表明，《尚书》《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等文献中记载的夏代典籍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后来传承中有些被改写。因此，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以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至于目前夏文化没有发现大量的文字，应该与文字的载体有关。考古研究表明，甲骨文中的“册”，并非龟册，而应为竹简串编的简册，夏文化文字缺乏的原因也与木质载体竹简类不易保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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