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传着一种说法：“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其中一个被枪毙。”这一说法在网络上甚嚣尘上，然而它完全不符合事实。很多网络文章编造虚假的故事，误导公众，甚至对我国战犯改造政策进行了恶意抹黑。事实上，所谓“被枪毙”的黄埔一期生，根本没有进过功德林；而且，功德林中的黄埔一期生数量远不止八个，沈醉在1956年参观战犯集中营时，看到的黄埔一期生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位。

这种错误信息的流传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详细讨论这些黄埔一期生的个人表现和他们的特赦时间。而对于那个被传“枪毙”的黄埔一期生邓子超来说，他实际上是于1950年在赣州被捕，1951年1月在宁都被处决，根本没有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实际上，进入战犯管理所的战犯，等同于获得了免死金牌，他们不仅免于死刑，而且也不需要接受审判，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改造教育，使他们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从事实角度来看，虽然在功德林学习改造的许多将军级战犯确实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死有余辜。例如，沈醉自己就承认，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残忍地杀害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所有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甚至包括被关押的军统特务；周养浩在担任保防处长期间，杀害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而他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甚至亲自指挥屠杀了上百名共产党人。沈醉本人也曾在昆明秘密处决了几百人。对于这些冷血的军统特务，沈醉认为，最应当被枪毙的正是这些滥杀无辜的“特务”。然而，这些人不仅没有被判死刑，反而受到了特殊优待。

沈醉自己也并不例外。1960年，沈醉作为第二批战犯特赦，获得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职位，享受着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甚至还享受了司局级的待遇。他的回忆录的稿酬，也丰厚得令许多人难以想象。而周养浩在1975年特赦后，则选择了前往美国，虽然被蒋家父子拒收，但国家依然为他提供了路费。

一些曾是国民党军高层的战犯，在特赦后的待遇也相当优厚。原军统局东北办事处的文强就回忆道：“特赦后，我被要求填写表格，工作人员告诉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去向，留在大陆或是去其他地方定居，国家都将提供必要的帮助。”就连黄维，在回忆中提到，治疗他的病药物都是通过公安部的卫生机构专门派人从香港和澳门购买的，而他的饮食也远超普通民众，每天都有牛奶、鸡蛋、猪肉，且每顿两菜一汤。

沈醉的北京住房条件也相当优越，政府为他分配了一座位于永定门东街的四层新楼房，环境极其宜人。对于这一点，沈醉颇为感激，他曾说：“这座楼房是国务院拨款建设的，专门为特赦人员提供的。”沈醉和董益三等人都享受到了这种特殊待遇，周围的生活环境更是让人羡慕。

事实上，功德林的战犯们的生活条件远高于当时的普通民众，且其寿命普遍较长。统计数据显示，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的平均寿命达到83.2岁，即使是如王耀武和陈长捷这样的人，也活到了六十岁以上。杜聿明和黄维等黄埔一期生，他们早已百病缠身，但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否则早已不在人世。

功德林中的这些黄埔一期生，最终得到了特赦。他们的特赦时间分别为：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宋希濂、曾扩情、周振强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的范汉杰、李仙洲，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马励武、韩浚等，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的杨光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郭一予、黄维等。

在特赦后的日子里，许多人都选择了安享晚年。沈醉、黄维等人都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专员，并享受着公费医疗和高干级待遇。沈醉在回忆中提到：“我所在的办公楼位于顺承郡王府，这座宫殿式的建筑环境优雅，周围绿树成荫。我们的日常生活由政协负责，公费医疗、住房等条件都非常好。”

然而，对于像沈醉、董益三等军统特务而言，尽管他们没有被判死刑，但他们的过去依旧令人不齿。对于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军统特务，尽管他们在改造期间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像沈醉那样有了真诚的忏悔，但我们仍然不禁要问：如此宽大的改造政策，是否也应当给与他们应有的惩罚？

最后，我们可以通过对史料的查阅，揭穿“功德林关了八个黄埔一期生，其中一个被枪毙”的谣言。实际上，功德林的黄埔一期生不止八个，而且没有一个人被判处死刑。

对于这些接受特赦的战犯，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待遇过于优渥，甚至提出是否应当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处置。这个问题值得每位读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