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掠夺的文物

电视剧《古董局中局》第一季的剧情围绕日本归还其掠夺自中国的佛头展开，而这一事件的根源则可追溯到日本编制的名为《中国古董帐》的文物清单。日本政府曾明确要求侵略者按照这个名单来华掠夺。虽然历史上并不存在名为《中国古董帐》的文件，但日本系统性掠夺中国文物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与其他列强主要出于财利目的不同，日本的掠夺行为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性、计划性，并且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面都有涉及，这使得其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尤为深远。日本不仅是世界上掠夺中国文物最为严重的国家，也因此在全球文明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罪行。

一、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浓厚兴趣

自古以来，日本便对中华文化怀有极深的敬仰与崇拜。早在近代之前，中国生产的物品便被日本人称作“唐物”，这些物品只有日本统治阶级才能使用，是象征高贵身份的物品。例如，《源氏物语》中的源氏，为了偷心于一位女子，特意使用了“唐纸”来写情书，这种纸张因其特有的香气和精美的蝴蝶花纹，使得女子的心思也随之动摇，最终答应了源氏的求爱，显示了“唐物”在当时的极高地位和独特魅力。

如果追溯日本对华的侵略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每次侵略必伴随文物的掠夺，明朝时期的倭患虽然主要是日本民间行为，但这些行为还未对日本政府形成正式影响。直到1894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正规军第一次进入中国，并对文物实施了大规模的掠夺，形成了系统化的文物掠夺行为。此后，日本的掠夺行为不断升级，并且逐渐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仇恨与争夺。

二、甲午战争后，掠夺文物计划的初步形成

尽管在军事和政治上日本超过了中国，但与西方列强相比，日本的文化仍然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近代日本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正是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崇敬，使得日本侵略者在掠夺中国文物时格外注重文化遗产的实物——文物。1894年，日本文部省的少辅九鬼隆一编写了《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这本书可以视为《古董局中局》中所提到的“中国古董帐”的雏形，而九鬼隆一无疑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有系统地思考如何掠夺中国文物的始作俑者。《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成为了日本政府掠夺文物的基本指南，也标志着日本国家级掠夺文物政策的初步形成。

随后，日本军部发布了《敌产管理办法》，这意味着不仅中国军队的财产可以被日本军队掠夺，任何他们看中的物品，只要名义上是“敌产”，就可以被强行占有。根据《敌产管理办法》，士兵可以在指挥官的监督下进行掠夺，而掠夺来的文物，书籍类必须上交国家保存，其他如金石玉器等则可以留给个人。甲午战争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了大规模的文物掠夺阶段。

三、八国联军与日俄战争后的文物掠夺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入紫禁城，并迅速掠夺了慈禧的寝宫及仪銮殿中的珍贵物品。此后，日军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并以此为中心，继续掠夺周围的文物。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1905年，日军在旅顺发现了唐代鸿胪井碑，这块碑文对于纠正外国学者对渤海国独立地位的误解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这块碑产生浓厚兴趣，并策划将其偷运回日本。经过精心安排，1908年4月，鸿胪井碑作为“战利品”被送入日本皇宫。

日俄战争后，日本更进一步控制了“南满”地区，并成立了“满铁”公司，标志着日本对东北文物的掠夺进入了新的阶段。满铁附属图书馆不仅承担了文化侵略的职能，也成为了掠夺东北文物的重要工具。

四、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的民间掠夺

除了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掠夺外，日本民间也参与了中国文物的掠夺。甲午战争后，日本人逐渐在中国享有了超国民待遇，部分民间“冒险团”借此机会，通过与汉奸和盗墓贼的勾结，开始在中国进行文物掠夺。其中，以大谷光瑞的“冒险团”最为臭名昭著。自1902年开始至1914年，大谷组织的冒险团先后多次进入中国西北，掠夺大量珍贵文物。尤其是在新疆，冒险团不仅劫掠了克孜尔千佛洞，还在楼兰遗址等地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唐代文物，如《李柏文书》等。这些文物不仅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还成为了日后日本掠夺中国文化的重要见证。

五、民国初期至七七事变的文物掠夺

这一时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行为虽未达到全面战争时的惨烈程度，但仍时有发生。1914年，日本借打德军之名攻占青岛，并掠夺了胶州图书馆和德华大学图书馆的所有典藏。大部分被掠夺的书籍最终流入了东京大学，至今仍存留在该校。1929年，日本领事强行收购浙江东海藏书楼中的所有书籍，这些古籍现在藏于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

此时，日本政府开始正式设立多个专门机构，从事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工作。1924年，外务省成立了“对支文化事业部”；1927年，东亚考古学会成立；1928年，外务省又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这些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继续掠夺中国的文化遗产。

六、七七事变至抗战胜利后的文物掠夺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文物的掠夺愈发猖獗，中华文物几乎在一夜之间如洪水般流失。在南京大屠杀后，日本不仅在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民，还对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青木实曾回忆，南京的书籍几乎被日本军队洗劫一空，那些无法带走的书籍则被焚毁，最终共计880,399本书籍在掠夺中消失。此外，日本大学还要求伪政府提供大量文物用于“研究”。

1937年，伪满洲国发布了《旧记之统一管理的训令》，要求伪满境内的所有文档书籍都集中至沈阳档案馆登记。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成功盗走了大量文献和历史资料，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掠夺。

文史君说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文化浩劫，其中最为人知的包括焚书坑儒和清修《四库全书》。然而，第三次浩劫无疑是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掠夺了各类文物超过15,000件，而这仅仅是已知文物的数量，未被记录的文物损失不可估量。今天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共掠夺中华文物达360万件，其中包括13,000片甲骨文和8,000幅名画。至今，日本各大官方机构和大学仍藏有大量中华文物，文物归还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