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背后的三大集团分别是河南集团、河北集团和河西集团。河南集团的核心包括南阳和颍川，河北集团的势力涵盖冀州与幽州，而河西集团则由河西走廊的张掖、敦煌、酒泉、武威和金城五郡组成。前两者是刘秀早期建立帝业的关键支撑，而河西集团则在维持东汉帝国的长期统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东汉帝国的政权起源于豪门士族集团的联合，它的根基便是这三大政治集团。那么，东汉政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新朝末期，王莽的改革屡遭失败，而连绵不断的天灾使得民众疾苦，社会动荡不安。饱受压迫的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各地暴乱四起。为了镇压这些叛乱，王莽不得不允许一些豪门大族组织私人武装，这一举措使得这些士族阶层迅速转变为拥有私军的地方军阀。

地皇三年，西汉宗室的刘縯在舂陵发起起义，并与绿林军联合，首次高喊“推翻新莽，复兴汉室”的口号。次年，舂陵军与绿林军联合选举了刘縯为皇帝，但在激烈的内部争斗中，刘縯最终失去了皇位，绿林军推举的刘玄继位。不久后，刘縯遭遇暗杀，绿林军攻占了洛阳与长安，新朝宣告灭亡。

刘玄所建立的“更始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由豪门士族和农民起义军混合组成的松散联盟，政权内部充斥着权力斗争。刘秀当时深受刘玄猜忌，原因是他曾因“杀兄之仇”被刘玄视为威胁。为了避免陷入更深的政治漩涡，刘秀四处奔走，最终获得了北巡的机会。

所说的“北巡”，其实是刘秀以使者身份前往河北（包括幽州、冀州）从新莽的残余官员手中重新夺回管辖权。这次北巡，堪称一场“炼狱之旅”。刘秀途中遭遇王郎的追杀，从卢奴一路逃至蓟县，再转逃至信都，几度濒临死亡，身边的随行人员由最初的一百多人锐减至仅有南阳、颍川的十几位忠诚追随者。就在刘秀生命垂危之际，命运发生了转机——河北的豪门士族如任光、邳彤、耿纯和刘植等加入了他的阵营，给了他重新站稳脚跟的机会。

通过刘植等人的努力，河北最有势力的豪门刘杨也选择支持刘秀，并提供十万私军，再将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使得刘秀一跃成为河北最强的军事力量。在攻打王郎的赵汉政权期间，刘秀的“福星”耿弇与吴汉、寇恂、景丹、盖延、王梁等将领联手率领六千幽州铁骑加入了刘秀的阵营，帮助他迅速统一河北，并与刘玄划清界限，最终建立了东汉政权。

这一时期，东汉开国的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也逐渐集结完毕，其中河南集团有15位，河北集团有13位（其中任光、吴汉为南阳人，李忠为东莱人，但在河北崭露头角）。这些家族与南阳阴氏、宛城李氏等未上榜的豪门一起，形成了东汉开国的政治基础，两大豪门政治集团逐步确立。

然而，细心的读者或许会注意到，东汉的外戚家族仅有阴氏和邓氏各自培养了两位皇后，而真正把控朝政并影响最深远的，反而是窦氏和梁氏。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背后有刘秀精妙的政治平衡术。虽然刘秀在征战时需要依靠外部势力的支持，但当坐稳江山后，他自然希望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上。外部势力的存在常常是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每个新帝国的开国后，皇帝与功臣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道德角度评判，实际上，帝国的长治久安往往需要通过此类权力斗争来实现。

尽管刘秀以仁慈著称，且未曾大规模屠杀功臣，但他对功臣的处理手段十分独特。在许多时候，他并非以杀戮来消除威胁，而是采取了“赎买”政策，用长期的政治利益交换功臣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功臣们逐渐被削弱权力，许多原本的武将选择退职归乡，而他们的后代则被安排进入朝廷担任官职，成为官僚阶层的一部分。同时，这些家族也与皇室结成了婚姻联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刘秀的第二项策略便是“树敌”，他并未直接与功臣对立，而是让两大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利用河西集团作为“敌人”，达到削弱河北与河南集团的目的。河西集团，虽然在东汉初期并非开国元勋，却凭借着窦融与梁统的政治眼光，逐渐崛起。

窦融是新朝末年张掖太守，他远见卓识，与梁统等人联合组成了“河西五郡联盟”。表面上，他们臣服于西北的军阀隗嚣，实则在暗中割据自保。后来，当隗嚣与刘秀关系破裂时，窦融果断选择支持刘秀，帮助他击败了隗嚣。通过这一政治智慧，河西集团逐渐成为刘秀的重要支持力量，窦氏与梁氏也因此获得了与皇族联姻的机会，迅速成为刘秀的亲信。

尽管窦氏、梁氏、马氏这些河西集团的家族并非东汉开国时的“创始股东”，但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他们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逐步掌握了朝廷实权，成为了东汉外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并行的是，河北集团的郭氏以及河南集团的阴氏与邓氏也保持着牢固的政治联盟。

然而，随着东汉政权的变迁，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这些曾经辉煌的豪门家族却逐渐消失。活跃在政坛的新兴豪门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开始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了老一代的豪门势力。这一变化，实际上是由于皇权逐渐消除了原有的外戚集团，而新兴豪门趁机上位，最终形成了新的门阀体系。

从一开始，东汉的政权便是建立在“皇权与豪门士族共同治理”的模式之上，这使得皇权一直处于一种“残疾”状态。每任皇帝都难以长寿，许多都在年轻时即去世，或是没有继承人。因而，外戚势力在帝国政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两个皇帝——汉桓帝与汉灵帝。

汉桓帝废除梁氏和邓氏两位豪门皇后之后，曾一度打算册立宫女为皇后，这一举措虽被后人视为荒唐，但实际上是皇权第一次有力反击豪门政治。尽管他未能完全消除豪门家族的影响，但他的努力依然对豪门势力产生了深远的打击。

到了汉灵帝时，窦氏家族再次败给了宦官势力，窦妙的父亲窦武被杀，窦妙本人也被软禁。年仅12岁的汉灵帝成为了东汉历史上唯一一位掌握实权的未成年皇帝。在他成功废除最后一位豪门皇后宋氏并册立平民出身的何氏为皇后后，豪门士族对皇后位置的垄断终于终结。

有趣的是，何氏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