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对战争道德的评判，仅从日本的视角来看，上世纪日本一系列侵略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被迫害妄想症”。简单来说，日本的侵略并非单纯出于扩张欲望，而是一种深深的自我防御意识和对外部威胁的恐惧。

要理解这种“被迫害妄想症”的根源，我们可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出发。15至18世纪，欧洲各国为了拓展商业利益，纷纷在全球建立殖民地，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拥有殖民地几乎成了“标准配置”，这既是为了扩大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也为了传播基督教福音，但最重要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经济利益。

然而，有一个国家在这一历史潮流中与众不同，那便是日后成为帝国主义新兴力量的日本。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获得了台湾和澎湖列岛，通过日俄战争获得了旅顺、大连、以及东清铁路南部支线，并在1910年吞并了韩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获得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以及德属南洋群岛的控制。与其他国家单纯为获取资源而进行殖民不同，日本选择殖民地的唯一标准是“国家安全战略”。

回顾日本所取得的这些殖民地，它们几乎都与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并且具备明确的军事战略意义。台湾与福建隔海相望，控制台湾海峡对日本的海上通道至关重要；朝鲜半岛和对马海峡则是东北亚的关键战略区域，能有效保护日本本土；而山东半岛的占领则是为了防范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成为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第一个重要棋子。

日本的目标不仅仅是资源的获取，更多的是要通过这些殖民地确保自己在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保障自身的安全。当我们看到日本在一战后继承德国的殖民地时，为什么会选择那些看似毫无经济价值的南洋群岛时，便能理解其中的战略意图。这些岛屿虽然对外人来说没有什么资源，但在日本人眼中，它们是太平洋战争中关键的战略据点。

日本的这种战略思维源于对美国的深深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追溯到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震后，白人居民在恐慌中对华人进行大规模的抢劫，并且针对日本人也实施了极端的敌视政策。当时，旧金山的华人社区非常庞大，而日本人也常常被误认为是与中国人无异的“黄种人”。白人对华人的暴力侵害之后，迅速转向了对日本人的打压，包括禁止日本人领取救济、限制日本儿童入学等，甚至通过了排斥日本移民的法案。

更令日本人感到不安的是，美国社会对日本崛起的恐惧，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日本可能会跨越太平洋，对美国构成威胁。这种“战争恐慌”导致美国对日本的敌视加剧，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对未来与美国冲突的深刻担忧。

日本始终保持着“居安思危”的战略意识，周围的大国俄国和中国已经与自己产生了敌对关系，甚至美国也对自己抱有敌意。此时，整片太平洋似乎都充满了威胁，日本完全没有可以依靠的盟友。在这种危机感的驱动下，日本认为自己必须尽早采取行动，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做准备。尤其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扩张使得日本更加感到压力重重，未来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避免本土成为战场成为日本战略的核心问题。

这些南海岛屿，尽管对经济没有明显价值，却成了日本为未来战争做准备的关键战略节点，试图通过这些岛屿来确保自己在太平洋的控制权。

此外，1919年的巴黎和会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紧张情绪。虽然日本在和会上获得了它想要的战略利益，但看到一战给欧洲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日本人开始深感自己如果卷入类似的战争，可能会面临更为惨重的后果。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一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日本人深感恐慌。日本人意识到，若未来的战争发生在亚洲，它将会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

特别是巴黎和会期间，关于山东半岛的争论让日本感到极大的屈辱。虽然在战争前中日达成了共识，但欧美列强却通过煽动中国代表团提出山东问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愈发意识到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立。

与此同时，朝鲜爆发的“三一运动”也让日本在国际舆论中陷入困境，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提出质疑。日本开始对自身的国际地位产生极大的不安。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恐慌，日本产生了极强的“被迫害妄想症”，认为自己成为了列强瓜分世界利益的牺牲品。

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日本对未来的战争展现出一种深深的焦虑和无力感。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日本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认为只有通过占领中国，才能为未来的持久战提供足够的战略资源。

这种心理最终体现在了石原莞尔的军事思想上。在1928年的“木曜会”会议上，石原莞尔提出，日本需要通过长期的消耗战来应对未来与欧美列强的冲突。他认为，日本在战争中应该以中国为根据地，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持久战斗，最终将美国拖入战局，消耗其国力。

然而，日本未曾考虑到，这种“迅速占领中国”的战略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胜利，反而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最终走向了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