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在杀害翟让并接管瓦岗军的领导权时，秦琼、程咬金、裴行俨等人已是瓦岗军的中坚力量，而单雄信和徐世勣则是翟让的老部下，他们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和资历远超李密、秦琼等新加入者。回顾《资治通鉴》，可以看到在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翟让将权力移交给李密后，李密升任魏公，并对瓦岗军进行了重大的人员调整。他不仅设立了三司、六卫，还将重要职务分配给了不同的将领：“翟让被任命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单雄信被任命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各自领导自己的部队。”

然而，在江湖和权力的斗争中，权力的交接往往不止是职位的移交，而是生命的抉择。李密心知翟让若活着，自己的地位将时刻受到威胁，于是他设下了鸿门宴。席间，李密取出一张弓与翟让共练射箭，正当翟让全神贯注时，蔡建德悄然自后袭击，将翟让击倒在床前，痛苦的吼叫如同牛鸣般刺耳。翟让的惨叫传到另一屋的单雄信和徐世勣耳中，但他们来不及反应，李密的杀手已经闯入，徐世勣在尝试逃跑时被一刀砍中脖部，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这时，王伯当远远地喊住了杀手。

王伯当并非瓦岗军的原始成员，也未与秦琼结为兄弟，他与李密关系密切，可以说是李密的心腹。王伯当的制止使得徐世勣侥幸逃生，而单雄信则没有携带武器，只得跪下求饶。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跪”并非现代所理解的那种跪倒，而是一种礼节性的姿势，通常是长跪，这是一种表示尊敬的传统礼节。单雄信此时并非真心臣服，而是在权力与生死的威胁下做出的无奈选择。

李密一方面亲自为徐世勣包扎伤口，一方面又安排单雄信安抚翟让的旧部，看似恢复了旧情，但心中的仇恨已经埋下。单雄信和徐世勣虽然暂时接受了李密的安抚，但他们深知自己与李密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表面那么和谐。毕竟，他们曾与翟让并肩作战，对李密的背叛心生忌惮，单雄信和徐世勣不仅仅是李密手下的将军，他们与翟让的旧情深厚，如果李密以为他们能完全忘记翟让的死，恐怕他也会感到意外。

历史上，徐世勣与单雄信的性格迥异，但他们同样都是瓦岗军的早期创立者。如果把翟让比作王伦，那么单雄信和徐世勣便是王伦手下的“得力干将”。然而，翟让与王伦之间的关系显然更为宽厚，单雄信与徐世勣的武艺也远胜于杜迁与宋万。两人共同为瓦岗的崛起立下赫赫战功，他们在当时瓦岗军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有趣的是，当时的李密深知如何笼络人心，他不仅亲自替徐世勣包扎伤口，甚至还让单雄信安抚翟让的部下。表面上看，李密似乎成功地安抚了这两位心腹，但心中的裂痕却愈加深刻。历史上，徐世勣和单雄信的心境似乎更加复杂，他们并非表面上那样简单，既没有完全臣服于李密，也没有选择背叛。

在瓦岗军中，徐世勣的早期经历与单雄信相似，都曾是青少年时期的“好贼”。然而，他们的性格和经历在之后的发展中显得有些矛盾。徐世勣在十五岁时已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强盗，随着岁月流逝，他逐渐成为瓦岗军的核心之一。当李密向唐朝投降时，徐世勣突然变得对李密忠心耿耿，愿意为李密效命，甚至将自己的部队交给了李渊。此举令许多人感到疑惑，因为这与他之前的作风截然不同。他仿佛将翟让之死抛诸脑后，令所有人对他的忠诚产生质疑。

而单雄信，以“飞将”之名扬名立万，拥有无与伦比的勇气，却在李密的刀剑下跪地求命，令人费解。面对李密的威胁，他虽然拥有脱离瓦岗军的机会，但却选择了妥协。究其原因，是因为李密手下的八千精锐骑兵和四位骠骑将军，显然让单雄信与徐世勣感到难以抗衡。

至于秦琼和程咬金，他们与李密的关系更为微妙。作为瓦岗军的“外来者”，秦琼和程咬金最初并未与李密结下深厚的友谊。他们曾是瓦岗军的敌人，而后加入瓦岗军，实际上是为了共同对抗更大的威胁。在瓦岗军战败后，秦琼和程咬金并未完全服从李密，而是秘密地寻找其他机会。在他们心中，李密未必是值得效忠的君主。

李密比翟让更善于笼络人心，尤其是在秦琼、程咬金等人的身上做了不少工作。秦琼救李密的原因，与其说是忠诚，倒不如说是对宇文化及的仇恨。而程咬金救裴行俨，同样也并非单纯的义气行为。两人虽然曾是隋朝的忠臣，但他们的真正动机却颇为复杂。

总的来说，瓦岗军中的英雄人物如秦琼、程咬金、徐世勣、单雄信等，皆非简单的忠臣良将。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复杂的局势下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单雄信和徐世勣的态度来看，他们对李密的忠诚或许并非铁板一块，这也为瓦岗之变的结局埋下了伏笔。而在这些英雄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中，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他们如何在权力面前，面对恩怨与忠诚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