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初期的税收状况，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这样的轻税政策，由此产生一个错觉：西汉税负极低，百姓生活富足，因而才成就了“文景之治”、“武帝盛世”以及“昭宣之治”等延续百余年的繁荣与强盛。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西汉究竟征收了哪些税种。西汉早期，税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土地税、人头税和徭役。土地税，通常被称为“田租”或简称“租”，是对耕地所产粮食的征收。刘邦时期，规定田租实行“十五税一”，即收取农作物的十五分之一；而到了汉文帝时期，这一比例放宽为“三十税一”，也就是收取三十分之一的粮食。文献中所提到的“三十税一”，实际上仅针对土地租税，这个税率确实显得非常轻。

其次是人头税，分为算赋和口赋两类。算赋是对成年人的赋税，口赋则针对未成年人。汉代规定，年龄在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需缴纳算赋，每人120钱，而未成年人则需缴纳口赋，每人20钱。此外，徭役是另一项沉重的负担，指农民每年必须为国家服役一定时日。徭役的轻重没有固定标准，国家事务繁忙时徭役加重，国家事务平缓时徭役则减轻。文景之治时期徭役较轻，而汉武帝时期则极为繁重。若不愿服役，还可缴纳300钱免役费，可见徭役是农民负担中最沉重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大致计算一下这些税负对普通家庭的压力。首先看看汉代一般农户的收入情况。富裕农户大约拥有百亩土地，家中五口人。每亩土地年产粮食约1至3石不等，优良土地亩产超过1.5石，较差土地则低于此数。以1.5石为基准，百亩土地年产约150石粮食。按丰年估算，一家五口人每年产粮可达150石。

其中，10石用于缴纳田租，其余部分还需出售粮食以缴纳人头税和徭役税。汉代粮价也需考虑：文景之治时期，徭役较轻，粮食产量丰盛，粮价约为10钱一石。以一家五口中两个劳动力、两个孩子计算，人头税需缴280钱，折合28石粮食。若不愿服役，还需缴纳300钱，即30石粮食。如此算来，一家一年税负至少为38%，粮食剩余82石。

再分析粮食的消耗量。古代饮食中肉类较少，人均粮食消耗量较大。《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言，五口之家平均每人每月需食粮1.5石，则全家每月需粮7.5石，全年约需90石粮食。由此，一家仅剩82石粮食，明显不足以满足日常需求。尽管如此，农户不会饿死，因为除了粮食种植外，他们还经营副业，如养鸡鸭、养蚕及种桑。这些副业能够带来额外收入缓解生活压力。再者，古人多为男耕女织，织布既是生活必需，也可作商品交易。此外，用钱代役的权利并非人人享有，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户往往选择亲自服役，付出300钱（约30石粮食），但这样能确保家中粮食够用四个月。

即使到了上世纪末，农村生产力远高于汉代，但农民依然难以完全满足温饱，甚至只能吃玉米饭而非白米饭。因此，汉代农户百亩土地的产出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也属正常现象。

进入汉武帝时期，税负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武帝大幅提高赋税，并显著扩大徭役规模。徭役的增加使农民无暇顾及农业生产，粮食产量因此下降，导致粮价飙升。研究显示，汉武帝前期粮价已达40钱一石，约为文景时期的四倍；到了汉元帝时期，粮价更升至100钱一石。当然，粮价上涨不仅因粮食产量减少，还与汉朝频繁发行货币，导致货币贬值有关。

粮价上涨意味着农民出售粮食能获得更多货币收入，但由于徭役增加，粮食产量减少，农民本身连口粮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有剩余粮食出售。加之汉武帝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户失去百亩土地，生活更加贫困。

尽管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但这种繁荣是以“与民争利”为代价的。国家富裕了，百姓却日渐贫困。《汉书》记载汉武帝末年“民力屈，财力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武帝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由此可见，当时百姓的生存状况非常艰难。

实际上，文景之治时期，农民的生活也仅仅是勉强不至于饥饿而已。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描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这段文字充分展现了普通农户的艰辛与无奈。

而文景之治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朝廷粮食充裕、人口增加上，而非广大农民的富足。历代盛世往往是贵族和官僚阶层的盛世，而非平民百姓的福祉。这正是古代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深刻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