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华东野战军进行了重组，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随后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兵团。这些兵团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军事指挥员。在众多领导中，晋升速度最快的当属第九兵团的政委郭化若，他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从纵队副司令员迅速升任兵团政委，实属不易。

郭化若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虽在前线的时间不算长，实在令人惋惜。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在参与南昌起义后，曾离开祖国前往苏联深造，回国后便投入到红军的苏区，担任了方面军参谋处长及代理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原本这一阶段应是他在军事事业中如鱼得水的时刻，却因当时的政治路线遭到排挤而被迫离开战斗岗位，还被打上了“托派”的标签，最终只能被调往红军学校担任教员，这一安排使他与军事教育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内，从1932年至1945年，郭化若几乎都在从事军事教育岗位的工作。1945年，他原计划被派往东北办学，但因病未能如愿。待身体好转后，他被调往华东参与战斗，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虽然身处前线，但他并不在野战军服役，鲁南军区实际上是山东军区下面的一个二级军区，主要负责地区内部的军事事务，并在敌人进犯时协同主力作战。郭化若在此负责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兵的武装建设。

1947年8月，他被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承担起对纵队纪律和战术训练的管理。这样的职务对郭化若而言相对简单，但对第六纵队来说则显得十分紧迫。第六纵队是华东野战军中的精锐之师，指挥员王必成是一位有名的勇将。纵队的前身在南方抗战时期就已经是主要的游击力量，战后曾转型为第2团，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扩编成第6师，最后改称为第六纵队。

该纵队战斗力强，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能够有效地对待俘虏，然而在部队的纪律方面稍显不足，尽管其战斗风格豪放不羁，表现出色，能够打硬仗、恶仗，面对敌人毫不退缩，这时恰好需要整顿和规范。郭化若长期在后方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具备丰富的经验，因此被派遣到前线进行整顿。那个时期，部队自称为“三子”部队，生活中出现了抢房、打枣、抓鸡等小乱象，反映出一些军阀气质和地方主义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团队建设。因此，第六纵队在战斗的间歇中，不断展开教育和整顿，提升战士们的觉悟。

1948年8月，郭化若被任命为第四纵队政委，与陶勇搭档，参与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在战役后，随着全军的整编，他被提拔为兵团政委。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便从纵队副司令员跃升至兵团政委，的确是晋升最快的干部之一。然而，在华东野战军中，政工干部并不富裕。例如，第七兵团的政委谭启龙之前负责地方工作，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转至前线，甚至从先锋纵队转为兵团政委。第八兵团的政委袁仲贤早期也是军事出身，后来担任政委；第十兵团的政委韦国清则是前任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后来再任命为兵团政委。

郭化若担任纵队政委的时间虽短，但很快就被提拔为兵团政委，其原因显而易见，前线对资深政工干部的需求十分迫切，而郭化若的资历和理论水平都很高。虽然在担任兵团司令员的位置上可能力量不足，但担任兵团政委对他来说则是绰绰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