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总后勤部迎来了领导班子的重大调整，张震被任命为部部长，王平则担任政委，原部长张宗逊则因健康原因离开了领导岗位，而多年后他获得了政协委员的职务。由于他的退役时机显得比较早，尤其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这一离开无疑在他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一丝遗憾。

张宗逊是开国上将中资历较深的一位，在他的革命生涯初期，就参与了秋收起义，从此踏上奋斗不息的革命道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大战略区的副职，承担起了重要的责任。按职务来看，他与十大将中的粟裕、黄克诚、张云逸、谭政、罗瑞卿等人属于同一层级。尽管他曾是大将人选之一，但由于多方面的考量，人数被缩减至十位，因此他只能位列上将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张宗逊成为了第三副总长，仅次于粟裕和黄克诚，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副总长的岗位上工作，负责院校和军训的工作，也曾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和院校部部长，最后担任总参军训部部长。1971年，因故遭降职，他被调到济南军区担任副司令员，经过两年的调整，他又被提拔为总后勤部部长，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

在工作安排上，上级将刚复出不久的郭林祥少将调任为总后勤部的政委。因总后勤部遗留了许多历史性问题，整体情况也比较复杂，郭林祥作为敢于迎接挑战的干部，决心推动总后勤部的工作局面向前发展。然而，派系问题给他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最为棘手的困难则是军政主官的意见分歧，这让郭林祥虽然满怀干劲却无处施展。在干部问题上，两位领导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郭林祥期望能根据政策实事求是地开展干部解放，而总后勤部则是个问题频频的单位，涉及到众多干部，其中一些人没有政治问题，而另一位领导却认为应当一切小心，认为一个个落实听起来虽正确，但实际上是一种拖延的策略，可能是因害怕决策失误而不敢大步向前。

因此，郭林祥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上级，他认为干部解放不是一般的争论，而是关系重大的原则性问题，领导班子中的分歧使得这一议题相当棘手，而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也否定了这种拖延的做法。

1975年，军队整顿期间，郭林祥被调离，前往新疆军区任职，而总后勤部则没有迎来新的政委，只是将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张震调来担任第一副部长，协助主持相关工作。在随后的两年多里，总后勤部的政委一职仍旧空缺，这让张震在干部问题上感到无力。他主要负责协助部长处理业务，尽管后来他全面主持了工作，但由于当时的环境依然无法有所突破。

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军队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总后勤部也随之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在张宗逊被调离后，张震接任部长，王平被调来担任政委，帮助开展工作。王平的调动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自1975年恢复工作以来，他在炮兵和武汉军区担任政委，有助于推动干部政策落实，能够锐意进取地打开局面；其次，他与张震曾在60年代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和政委，二人互相了解，合作起来十分快捷融洽。

因此，军政之间的分工日益明晰，作为新任政委的王平在干部问题的落实以及领导班子配备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在一段时间里，张震与王平的配合使总后勤部的工作逐渐走向正常化和制度化。

张宗逊在离开总后勤部后似乎没有再担任其他职务，到1983年，他在全国政协当选为委员。然而，和同级别的其他将领相比，他似乎显得职务不够理想，像杨成武、萧华、陈再道等都担任了政协的副主席。而他过去早早被免职的经历，以及之后在政协的履职，让人对他的职业轨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联想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