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是一部历史剧，也可视为一部纪录片。剧中的绝大多数战犯，特别是那些出现在功德林的角色，几乎都以真实姓名出现，且他们的个性和表现与沈醉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以及黄济人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只有少数几个人物使用了化名，但他们的历史原型我们仍能轻松识别。

其中，蔡守元这位喜欢算命的人，便是“罗盘将军”张淦——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叶立三，则是结合了原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与王耀武嫡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的人物。而陈瑞章，是和沈醉一样曾感叹“狱里思家同有泪”的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他曾在淮海战役中逃脱，最后又被俘并捉拿。

不过，剧中以化名登场的刘安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历史原型文强更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文强1925年6月加入团组织，1926年1月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党员。1927年，正值南昌起义，他担任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及少校连长。剧中有一段台词，准确地描述了文强的历史背景：“这个刘安国啊，他是1926年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三十年代初期，我党还曾给他安排过相当重要的职务。”这些描绘与史实完全相符。

文强在加入蒋系特务组织之前，曾在我党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二十三个县的革命工作，是一块重要的根据地。后来，因种种原因，文强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并在张治中、程潜的斡旋下取消了通缉令。蒋系也把他拉进了特务组织，起初，他担任浙江中央警官学校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中校政训员，之后迅速晋升为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从1937年到1940年，文强在上海活动，曾担任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并且还曾任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少将政治部主任。1946年，他成为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在这个位置上，文强逐渐升职，直至成为中将。由于在黄埔时曾与许多蒋系高层有过接触，文强的人脉广泛，曾在淮海战役期间被俘。

在战犯管理所，文强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人都在写认罪书，而他始终拒绝交出认罪书，这让管理人员无可奈何。剧中的徐远举当面斥责他为叛徒，但这仅仅是编剧的虚构，真实历史中的徐远举是绝不敢与文强争锋的。

徐远举口中的“叛徒”标签，不仅仅是对文强的指责，也常用来攻击其他人，比如程一鸣。程一鸣因生病未能上班，被地方上的地下党活动打击，最后将责任推给了徐远举并进行了激烈的言辞反击。而这类场景也是电视剧中的剧本虚构。实际上，徐远举一向以嚣张著称，但与文强这样一位敢于动真格的硬汉对抗，显然是毫无胜算的。

剧中还有一幕，王耀武走进房间，神秘地告诉在场的战犯们：“大家猜猜，我在院里看见谁了？沈醉、周养浩、徐远举，他们都被抓进来了！”黄维听到后大吃一惊，问道：“沈醉还活着？”他之所以吃惊，是因为此前刘安国曾经告诉他沈醉已经死了。

黄维对沈醉的生还感到非常意外，这也揭示了他与陈诚亲信的深层冲突。黄维自从在南方的战斗中与陈诚亲信有过交集后，始终保持着对陈诚和蒋介石不满的情绪。面对沈醉复活这一事实，他的情感表现得尤为激烈。

此外，文强与沈醉有着深厚的友情。沈醉回忆道：“黄维一直不喜欢陈诚与军统的派系，而我和王耀武是上海抗日时期的老战友。”在剧中，王耀武和文强都向沈醉伸出友好的手，而黄维则冷眼旁观。他的不发一言反映了他与军统成员之间的隔阂。

文强的历史原型文强在历史中一直不认同“叛徒”这一标签。他曾在自传中强调：“我一直爱国爱民，没有做过坏事，既没有杀害战友，也没有破坏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党员，我脱党是因为当时无路可走，如果我不走，恐怕今天就没有我了。”

他曾在川军时期为革命作出过显著贡献，但在进入蒋系特务系统后，尽管身处敌对阵营，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与独立性。文强的坚持和脾气让他在与其他战犯的互动中，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在剧中，他与徐远举之间的对峙，充满了历史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