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慈禧太后在回宫途中，突然下了一道意外的懿旨，将她的义女瓜尔佳氏指婚给了醇亲王载沣。这道懿旨的发布，不仅让宫廷内外感到惊讶，也标志着慈禧开始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布置政治棋盘。她通过这道命令，暗中布局，显露出她对未来政权走向的深思熟虑。

庚子之乱之后，慈禧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光绪帝的地位已经难以撼动，尽管光绪已年过三十，身体也常年虚弱，但帝位的继承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慈禧深知，若皇位传承不稳定，必将引发朝廷的动荡和不安，因此她在心中开始思量，如何才能确保朝廷的未来稳定与延续。

在光绪的近支宗室中，醇亲王载沣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且作为光绪帝的亲弟弟，继承帝位十分合理。载沣年少英俊，品行端正，被认为是一个有潜力的接班人。慈禧认为，如果皇位由他继承，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以及百姓都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因此，她决定将瓜尔佳氏许配给载沣，希望他们能够早日生儿育女，延续皇位血脉。

瓜尔佳氏并非普通的旗人女子，她是权臣荣禄的女儿。根据野史的记载，瓜尔佳氏容貌出众，深得荣禄宠爱。她从小便在荣禄的宠爱下成长，之后进入宫中侍奉慈禧，成为慈禧的义女。这个背景，使得她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宫女，而是承载着更深层次政治意义的角色。

慈禧深谙宫廷权谋，这次指婚实则是一种政治联姻，目的在于将荣禄与爱新觉罗家族捆绑在一起，同时也向荣禄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荣禄自光绪即位以来，辅佐朝政，立下赫赫战功，而将瓜尔佳氏许配给载沣，无疑是对荣禄贡献的回报和肯定。

此外，慈禧的做法也带有一定的个人考量。自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与光绪帝的关系愈加冷淡，彼此之间的裂痕难以弥合。慈禧显然不再信任光绪帝，而她也明白，若是将自己的后事托付给光绪，未必能保证帝国的安稳。因此，她决定趁自己尚有掌控力时，尽早安排好一切，以确保权力的顺利交接。

载沣不仅谨慎且听从上级的指示，正是慈禧所看重的优点。瓜尔佳氏作为她亲眼看着长大的义女，与载沣的结合，让慈禧有了十足的信心。这场婚姻表面上是为载沣指婚，实则是在为未来的皇帝寻找合适的母亲。慈禧的这一步棋，无疑在政治上布局深远。

因此，自光绪二十六年起，慈禧便开始加大对载沣的重用，安排他参与内廷事务，进一步提升其政治地位。接着，慈禧让载沣担任阅兵大臣，并交给他管理镶红旗事务，甚至安排他出使德国，提升了载沣在国内外的声望。这些安排无疑为载沣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载沣凭借其稳重的性格和良好的政治表现，迅速在宫廷内外崭露头角。到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陷入重病，慈禧在临终时果断决定选定载沣的儿子溥仪为继承人，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未来走向。

庚子之乱至宣统元年间，清朝政权发生了剧变。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等老一辈权臣的相继去世，朝中的满汉关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在这些老臣的调和下，清朝的满汉关系曾一度保持平衡，但他们的去世让满汉矛盾愈加显现。

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是满汉关系的重要桥梁，他们在世时与满洲贵族建立了深厚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局势。但随着这些老臣的离世，满汉矛盾日益加剧，慈禧深知，必须重塑新的政治格局，以保持政权的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慈禧开始提拔并重用两位重要人物。其一是庆亲王奕劻，荣禄去世后，慈禧决定任命奕劻为军机大臣，掌管日常政务。另一位是袁世凯，庚子之乱中，他手下的武卫右军幸存，为清朝政权提供了坚实的军事支撑。袁世凯不仅在军事上表现突出，且在政治上颇具野心，慈禧期望他能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忠诚于大清，并协助建立一个稳定的汉族官僚集团。

然而，奕劻与袁世凯之间的合作很快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这一局面并非慈禧所期望的。为了避免这一势力危及到她的统治，慈禧开始提拔一批新的官员，包括瞿鸿机、岑春煊等汉族官员，希望通过这些人的崛起，重新平衡权力结构。

到光绪三十三年，慈禧的精心布局终于显现成效，宫廷内的高层政治势力分化为四大派系：奕劻与袁世凯代表的庆袁势力，瞿鸿机、岑春煊为首的清流派，张之洞、鹿传霖等人的老派势力，以及载沣和铁良代表的少壮派亲贵势力。虽然老派势力态度模糊，清流和亲贵势力的联合，让慈禧看到了一种权力的平衡，避免了庆袁过于强大的局面。

然而，慈禧去世后，奕劻与袁世凯的集团逐渐失去对她的制约，肆无忌惮地扩张权力。虽然载沣名义上实现了慈禧的初衷，但他终究年轻，缺乏慈禧那样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无法有效驾驭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更无法避免清朝的灭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