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来自广东的读者向我反映，他的祖先是在同治年间考中举人的。祖先曾多次参加会试却未能成功，直到光绪十二年终于顺利通过了举人大挑。然而，他家族的族谱中并未记录祖先后来担任过什么官职，因此他向御史咨询：通过大挑的举人，通常会被授予什么样的官职？

关于举人大挑的内容，御史此前确实写过相关文章，但可能由于时间较久，读者未曾留意。为了更清晰地解答这一疑问，御史特地重新整理了相关资料，准备详细地讲述这方面的历史和制度。

大家常说，各省生员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实际上就相当于获得了入仕的“资格证”。不过，对于许多新科举人来说，真正的目标是冲刺会试，争取考中进士。即使朝廷会给予举人一定的官职，很多人依然不会放弃参加会试的机会，因为进士身份代表着更高的官位和社会地位。

清朝初期，进士和举人的授职起点都相当高。比如顺治朝早期几次科举中，考中的进士最低能直接被任命为五品的知州，最高甚至是正五品的知府。那时几乎没有进士被直接任为知县的情况。

这是因为清朝刚刚入关，朝廷正处于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每当清军攻下一个省份，各级地方官员大量空缺。虽然朝廷也积极招降前明朝的官员，但职位空缺依然非常多。在这种局势下，新科进士的仕途非常顺畅，殿试结束后，吏部几乎会迅速安排他们上任。只要有知府、知州的职位空缺，马上就补上，根本不需要排队等待。

不过，那个时候新科进士人数有限，而且很多人还得留在京城任职。因此，每次会试后，吏部会劝说落榜的举人先去地方半工半读，积累经验，以便将来有机会再参加会试，争取进士功名。

清朝初期，官职容易获得，举人多被任命为推官（康熙朝后来废除）、知州、通判或知县等职位。也就是说，当时的举人含金量极高，一旦有空缺，最差也能当上七品的知县。

但到了康熙中期以后，举人入仕的难度逐渐增大。这主要因为国家进入了安定时期，科举制度日渐完善，各级地方官员逐步稳定，空缺职位逐年减少。

和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类似，官员岗位的“供过于求”引发了激烈的竞争。从这时起，“考中举人即获得入仕资格”开始显得不太现实。就像现代的师范生，虽拿到教师资格证，但能真正成为正式编制教师的却非常少。

康熙晚年，进士数量超过了岗位需求。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进士平均需要等待约8年才能正式入仕。换句话说，读书人花费十年苦读考中进士，却要再忍受长时间等待才能拿到官职。

举人更是难以入仕，想通过吏部获得一个知县职位，往往需要等到年老。面对这种状况，许多举人只能退而求其次，转而担任各类学官，或到公办书院当教师，身份从公务员转变为事业编制人员。

从康熙中期到乾隆初年，举人入仕的困难局面并无明显改善，反而愈发严峻。这对朝廷而言并非好事，因为考中进士毕竟是少数，如果连举人都难以任官，势必打击广大读书人的积极性。

乾隆帝登基后，开始关注举人的出路问题。乾隆十七年，经内阁九卿讨论通过，正式推出了“举人大挑”制度，为那些在会试中连续落榜的举人提供了晋升的机会。

乾隆的初衷是良善的，但全国官员编制固定，朝廷无法因大挑而新增职位。因此，举人参加大挑存在诸多限制条件。

首先，大挑不得频繁举行，吏部规定每六年举办一次。这样既减轻朝廷压力，也让举人有期待。

其次，只有连续三次会试未中的举人，才有资格参加大挑。原因很简单：连续三次未中，会使举人对朝廷产生一定成见，往往不相信自己的才学问题，多认为考试不公或主考官偏私。

通过大挑，让这些心存怨念的举人有机会重返仕途，有助于缓和读书人与朝廷的矛盾。当然，不可能所有举人都参加，只能照顾那些真正困难的群体。

第三，选拔时重视外貌。大挑制度本身并非以才学为核心，而是提供一个通过“形象”晋升的渠道。选拔标准很简单：长相俊美、身材高大。举人们不需笔试，只需排队走步、展示体态，让主考官评定。

具体程序是，每十人组成一组，从中选出五名最佳者，分为一等和二等。一等两名，二等三名。大挑录取比例相当高，约达50%。一等获得知县职位，二等则授予学官。

自乾隆朝起，全国各地知县中约有30%是通过大挑上任的，数量仅次于进士出身者。

回到开头提到的广东读者，他的祖先通过大挑但族谱未载官职情况很普遍，极有可能是获得了二等名次，成为学官。

由于学官不是地方行政官，官方档案及地方志通常不会详细记载他们的经历，导致后人难以查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