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大家好,我是猫叔儿,热爱人文历史。今天我想换个角度,为大家剖析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上方点个关注,我们一起探索过去的精彩。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头顶落下了一块极大的“馅饼”——蜀地爆发内乱,蜀国和巴国相互攻击,双方纷纷向西边的大佬秦国求援,要求秦国出面调停。
从现代的视角看,这场景就像是母鸡们吵架,却让黄鼠狼来当和事佬,简直是送人头的行为。毕竟蜀、巴两国合起来的国力,都远远比不上秦国。
但这个“馅饼”却让秦惠文王陷入两难境地。他担心蜀巴地形险峻,进军困难;同时也害怕韩国趁机对秦国发动攻击。朝堂之上对这件事争论激烈,难以做出决断。
《资治通鉴》记载:巴、蜀相攻,皆告急于秦。秦惠文王想伐蜀,但因道路险阻难行,且韩国又来侵扰,迟迟未能定夺。
就在秦国即将重蹈魏国覆辙的时候,一位目光敏锐的年轻谋士站了出来,帮助秦国拨乱反正,最终攻下巴蜀。他就是司马错!
蜀地地势复杂,天生适合割据,具备极强的防御优势。外人难以轻易介入,除非蜀国内部自乱。此次蜀地内乱,对秦国来说是百年难得的战略良机。
秦惠文王的顾虑并非无的放矢,三字真言总结:蜀道难。
古代要想进入蜀地,没有现代的高速公路。秦人可走的路主要有五条:祁山道、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
然而,后两条几乎不能算是通路,大规模军队难以通过。实际可用的只有祁山道、陈仓道和褒斜道。祁山道绕远陇西高原,路途漫长且艰险,粮草运输困难。褒斜道虽然有褒水,但水流湍急,不适合水运。综合比较后,陈仓道成了最佳选择——虽然也是诸多路中相对“瘸腿”的选手。
险峻的道路使军队行动受限,极易遭遇伏击。大军难以展开阵形,只需敌方派遣小股部队阻击即可造成阻碍。
就算成功穿越到汉中盆地,进入成都平原,仍需经历同样艰难的行军考验。剑阁关、白水关、葭萌关等关隘如铁壁铜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更重要的是,古代信息传递极其缓慢,秦国对蜀地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若行军途中蜀地内乱已自行平息怎么办?若苴国翻脸反悔,又该如何?即使攻下蜀地,治理管理的成本也极为巨大,人力物力消耗难以估量。这些疑虑交织,令秦惠文王举棋不定。
张仪则出来劝秦惠文王说:“大王,蜀地乃戎狄蛮荒之地,非王业所在,打下来利益有限,不如向东攻打韩国。”
《资治通鉴》: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张仪此言出于个人政治利益,作为著名纵横家的他,推行连横政策极大缓解了秦国东部的压力,东出伐韩自然是他的核心主张。
虽然风险存在,但“无限风光在险峰”,高风险往往伴随高收益。司马错正是洞察了背后隐藏的巨大机遇。
司马错是继商鞅之后,秦国第二位深刻理解土地对农耕文明至关重要的战略家。来看看他是怎么说服秦惠文王的。
司马错对秦惠文王说道:“大王,国家想要富强,首先要扩展疆土;军队要强大,必须要有众多百姓;想要称霸天下,就必须具备广博的德行。如今大王领土狭小,百姓寡少,当务之急便是扩大土地与增加人口。”
《资治通鉴》有言: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者俱备,则王业自成。
土地是生产资料的根本,兵员来源于百姓,物资也靠人民的劳作支撑。国家的强盛,根基在于土地与民众。
首先,司马错清楚地指出了伐蜀的核心理由:蜀国富饶,土地广袤,能够为秦国带来大量资源和人口,利国大矣。
其次,他论证了战争的可行性。秦国国力远强于蜀国,趁蜀乱之际,进攻如同狼追羊,毫无压力。
《资治通鉴》记:“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
第三,他从国际形势分析出发,强调秦国伐蜀是名正言顺,秉持调停与制止暴乱的正义立场,东方六国无话可说,既不会干预,也不会诋毁秦国的名声。
《资治通鉴》记:“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第四,他分析攻打韩国的风险,指出劫掠天子有失义理,会引起诸侯联怒,此时尚未有能力承担这等恶名和风险。
《资治通鉴》有言:“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
听了司马错的陈述,秦惠文王终于坚定了伐蜀的决心,这简直是天赐良机。于是,司马错率军发起了进攻。
国运已至,阻挡无门。
此前提及的蜀道难,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风险。而戏剧性的是,这些险关竟掌握在苴国手中,这个被秦称为“带路党”的势力。秦军因而得以轻松穿越多重天险。
经过商鞅改革的秦军,如同割韭菜般迅猛屠戮蜀军。四川人民从未见过如此残暴的军队,纷纷溃败,无力抵抗,蜀国迅速覆灭。
灭蜀之后,司马错顺势又将苴国和巴国一并消灭。史书中用“取之”两字来形容这场战争的迅捷和彻底。
至此,整个四川盆地与汉中盆地悉数归入大秦版图,战争耗时不足一年,效率惊人。
《史记·张仪列传》载:“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
战争带来的收益丰厚:
首先,秦国新增两万多平方公里耕地。虽然汉中和成都平原面积略小于关中,但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鱼米之乡,极其富饶。后世诸葛亮凭借这片土地,力撑半个中国。
可以说,攻下巴蜀,是秦国继商鞅变法后,又一次实实在在的国力飞跃。一旦将商鞅的重农抑商法令推广至蜀地,资源便能不断注入秦国。
尽管有人质疑当时四川开发程度不高,未必是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但他们忽略了商鞅变法的巨大推动力。回看关中,变法前同样开发不足,变法后国力爆发式增长。
其次,秦国获得了长江与汉水上游的战略制高点,极大增强对楚国的地缘优势。
有句话说得好:“得蜀即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华阳国志·蜀志》也言:“得蜀则得楚。”
拿下巴蜀,就如同在楚国的心脏插入利刃。三十六年后,秦国从蜀地挥军南下,一举拿下楚国黔中地区。
如果蜀地没有内乱,秦国是否能轻易拿下巴蜀?答案是,不太可能这么轻松,付出的代价会翻数倍。或许,这正是大秦的天命——抓住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正如约翰逊所言:“当良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要及时抓住它,利用它,这是生活的一大艺术。”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抓住机遇,要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那么,机遇来临时,你又会如何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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