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的冬季攻势迎来了圆满的胜利。经过九个月连续的战斗，主要的作战纵队终于进入了战后的休整阶段。各纵队的司令员和师长们汇聚在双城的总部，参加战后总结会议。

这几个月的战斗异常顺利，许多首长在前来参加会议时，脸上都带着笑容，满怀期待地准备着在会议中接受林总与罗政委的表扬，甚至一些人心里暗自想着，待会儿如果被表扬，自己该如何更加谦逊一点，以显得得体。

林总一向严肃冷静，从不轻易露出笑容，因此他那种严肃的神态，反倒没有让人感到太过意外。会议一开始，林总便没有任何客套话，他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六纵司令员到场了吗？”

黄永胜习惯性地回答了一声“到”，然而林总并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说道：“其实你不必亲自过来，发一封电报就可以了。”

黄永胜感到有些迷惑，不明白林总为何这样说。

林总继续不紧不慢地讲解：“今年一月，冬季攻势中，六纵的后勤部门向纵队指挥员发送了一封急电，占用了电台将近两个小时。内容竟然是在报告豆芽的生长情况。这封电报占用了大量的通信时间，导致我们的部队错失了出发的最佳时机，使得敌人新五军逃脱了一个团。”

“豆芽事件”本是一个看似荒唐的小事，如果由其他首长提及，必定会引发会场上哄堂大笑，但林总当众提起此事时，整个会场反倒鸦雀无声，气氛一度显得沉重。没人敢笑，所有人都意识到，恐怕下一个被点名的就是自己。

黄永胜的脸上流露出些许尴尬，心中还隐隐有些不满，因为1948年3月，他刚刚从八纵司令员调任为六纵司令员，这“豆芽事件”与他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关系。正当他感到委屈，林总话锋一转：“冬季攻势初期，八纵的译电员曾错漏了一个重要的电文，致使八纵在渡过大凌河之后，误攻了已经先行过河的九纵，差点发生严重的友军误击事件。幸好九纵及时应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林总的这番话，让所有人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与“豆芽事件”相比，这种“误击友军”的情况显然更加严重。黄永胜顿时感觉一阵冷汗涔涔而下，低下头去偷眼看向时任八纵司令员的段苏权，却发现对方正好也在看向自己。四目相对的瞬间，彼此的脸上都浮现出一丝尴尬。

林总继续提到：“九纵也有问题。去年秋季攻势时，九纵的指挥所和26师的驻地仅有五里的距离，距离敌人22师的两个团却远达120里。敌人趁机撤退，我军未能有效追击。”

“指挥所与师部之间如此近的距离，依然需要通过电报来沟通，不得不说，通讯的效率有很大问题。”林总的这一番批评，虽然没有明确点出九纵司令员詹才芳的名字，但詹才芳依然感到如坐针毡，脸色瞬间变得通红。

林总再一次指出：“十纵的30师在准备攻击帽山屯时，也犯了严重错误。为求迅速，奔袭部队急行军220里后，仅距离敌人驻地三十里就选择宿营。结果，敌人趁机偷袭，导致300余人伤亡。敌方杂牌师最终在我军追击时逃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尽管他心中有复仇之情，然而敌军的杂牌师在之后被我军独立师全歼，也让梁兴初的复仇梦想无望。林总在会议中提起这一点时，虽然仅仅是说到30师宿营后没及时架设电台，从而耽误了战机，但梁兴初听到这些话，仍感到脸面无光，内心充满羞愧。

会议的气氛愈加沉重，大家的紧张感不断升温，似乎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点名的对象。会议气氛一度趋于压抑。

然而，林总并没有就此停下，接着又提到七纵21师的一个情况。“这位首长年过三十，终于娶到了心仪的姑娘，结婚时，竟然用军用电台向哈尔滨的老战友发报，请他买喜糖。”他停顿了一下，所有人都愣住了。

“结婚买喜糖没什么不妥，但用军用电台进行私人事务的传达，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主义。”林总继续说道。这个首长的故事，虽然有些荒诞，却也反映出军中存在着不小的管理问题。

然而，这一系列批评并未结束。林总随后还指出了我军其他纵队在通信上的种种问题。从六纵到九纵，从一纵到三纵，甚至到四纵，所有参会的首长几乎都被批评过，主要集中在战场通讯的管理不善上。林总一一列举了这些失误，并强调：“我们不能因战斗胜利就忽视问题，任何胜利都需要建立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最终，林总的总结更加深刻：“战争不是儿戏，我们必须把问题摆在台面上，解决它们，才能持续取得胜利。”

会议持续了整整18天。会后，林总通过电报的方式检查了会议成果，频繁地与各纵队首长们保持沟通，督促他们解决在战斗中遇到的问题。

最终，经过这次深刻的总结与批评，虚报战绩、滥用职权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的遏制，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每个参会的首长，都对“豆芽事件”中的尴尬深感忏悔，并决心避免再次犯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