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越没文化的越喜欢装作有文化，这句话确实有几分道理。朱元璋，那个从乞丐爬上皇位的明朝开国皇帝，为后代子孙取名字时立了不少规矩，结果弄出了一大批既生僻又怪异的名字，很多人见了都认不全，像朱载垕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朱载垕是明朝的第十二位皇帝，35岁时去世，在位时间仅有五年多一点。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嘉靖皇帝，统治长达45年；而他的儿子则是众所周知的万历皇帝，执政时间长达48年。正因为被这两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皇帝夹在中间，他显得异常短暂，几乎成了历史上的匆匆过客，所以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

更为尴尬的是，据说他的名字本来应该是朱载坖，（读作jì），而现今普遍写作朱载垕，（读作hòu），这两个字都很难读懂。我自己一直写成朱载垕，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习惯了。早年为方便记忆，还专门给他的名字起了个谐音“载货司机”，这样无论是“坖”还是“垕”，都能对号入座。

在明朝近三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称为“之治”的时期不少，“中兴”之世也颇为常见，但冠以“盛世”之名的，却只有两个：一个是朱棣的“永乐盛世”，另一个便是朱载垕时期的隆庆朝及其后继的万历朝，后人合称为“隆万盛世”。

与清代著名的“康乾盛世”相比，那夹在康熙和乾隆之间被人冷落的雍正帝，也许与朱载垕有几分相似。不过，在民间故事和传说中，雍正热闹得多，而且他的勤勉以及数千万字的批复史无前例，知名度远远高于朱载垕。

当然，朱载垕的名字过于生僻也是原因之一。一个名字中带着罕见的字，无论谁都很难记住，除非他是像秦始皇或汉武帝那样的伟人。

当年我读书时，为了加深对他的印象，还在名字后面写上了“隆庆开关”四个字。在我看来，除了这个可以称作功绩的事迹外，他的其他表现都不值一提。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看法。

朱载垕是嘉靖皇帝的第三子，封为裕王。皇位本与他毫无瓜葛，但因两个哥哥早亡，他理论上成了太子。只是，这个太子位置相当尴尬，他的父亲直到去世都没明确指定他继承皇位。

朱载垕的境遇非常艰难。为了保住太子身份，他过得战战兢兢，极为小心谨慎，整个人生如履薄冰。他从未感受到父爱的温暖，这并非一般皇室的冷酷，而是因为父亲深信“二龙不相见”的迷信，对他极为疏远，甚至不记得父亲的模样。

不过，他幸运地遇到了好老师高拱，这位聪明能干的臣子全力支持他，在嘉靖皇帝死后，助他登基。师长还鼓励他“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而这遗诏的执笔者，正是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

嘉靖帝朱厚熜虽然几十年不上朝，但对朝政了如指掌，喜欢制造群臣间的争斗，自己居中裁决，这一作风贯穿其一生，晚年亦不例外。史书记载：“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替；故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

嘉靖临终时，辅政的大臣徐阶、高拱、张居正鼎力辅佐，这被视为明朝最强大的执政团队，为朱载垕的隆庆朝奠定了繁荣基础。

然而，朱载垕受父亲那奇怪且神秘的阴影影响，性格也显得不同寻常。他早已看惯朝堂上大臣们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将国家大事凌驾于个人恩怨之上。对此，他采取了冷漠态度，从不轻易表态，给人一种毫无威胁的印象，整个政治环境也因此稍显宽松。

因此，他的登基不仅是王朝的过渡，更是政治风气的改变和新局面的开端。主流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在“隆万”时期开始的。

朱载垕本人确实是个没有心机的皇帝，他厌恶争斗，也不具备玩弄权谋的能力。他将国家大事交给大臣处理，先是徐阶，然后是高拱，著名的“隆庆开关”便是在高拱主导下完成的。

“隆庆开关”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众所周知，自明初朱元璋起就实行了严苛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得下海”，主要防范对象是日本，不仅关闭了贡路，还实行了比其他地区更严格的海禁，目的是防止倭寇骚扰东南沿海。

大家熟知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而所谓倭寇，实际上是少数侵扰我国海域的日本武士与浪人。他们背后的主使，是一个名叫汪直的徽州商人。

这位号称“五峰船主”的汪直不断骚扰东南沿海，目的是“开禁”，也就是恢复海上贸易，不得已就武装走私，甚至时常上岸掠夺，弄得沿海一片鸡犬不宁。

于是，朝堂上有杨廷和、严嵩、夏言等为海防激烈争斗，海疆上有戚继光、胡宗宪、俞大猷等奋勇抗敌，历经多年，付出惨重代价。结果“隆庆开关”一开，倭寇即刻消失，戚继光也转守长城。

在北方，对大明威胁极大的蒙古族，也因为“开关互市”，实现了物资交流，减少了掠夺。他们“醉饱歌舞，忘返”，用赚来的银两修建了一座名为“青城”的新聚落，逐渐有了固定的住所。

这座城日渐繁荣，明朝改名为归化，也就是今日的呼和浩特。对“土木堡之变”重演的担忧，也因此烟消云散。

我详细说这些，是因为“隆庆开关”极其重要，是一项伟大的决策，继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再一次大规模走向世界的标志，也是我对朱载垕唯一认可的地方。虽然他只是点头同意，但这一举措的意义重大，甚至他自己恐怕都未能完全意识到。

隆庆开关实施后，国家富裕程度大幅提升。据统计，当时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白银流入明朝国库，边疆也随之安定，为“隆万盛世”拉开序幕，同时为后来的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这段繁荣时光，被后人赞誉为“大明王朝最璀璨的名片”，而朱载垕本人也因这段富裕岁月而保持低调，被称为“史上最低调的皇帝”。

可惜，这么好的政策最终被北方入侵的蛮族废止，否则中国何至于闭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境地。

在明朝历史上，朱载垕属于明君阵营，是为数不多口碑良好的皇帝之一。他庙号穆宗，葬于昭陵，是十三陵中第一座经过复原修缮的陵墓。

我对朱载垕的印象不算特别好，也不认为他是完美的明君。他只是一位对朝政无心且无力管理的皇帝，但他性格纯良，不残暴，对臣子充满信任，自己则在宫中沉迷于与嫔妃的欢愉之中。因此，他虽被冠以“明君”称号，却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存在感的可怜人物。

然而史官对他的评价却相当高。据《明史》记载：“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

“令主”即贤明君主的意思，显然认为他是一位有德的君主。可接下来又指出他的不足：“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但若无他的宽容与信任，也许张居正不会脱颖而出，更不会有那场影响深远的改革。朱载垕虽能力有限，却极具自知之明，不参与复杂的权力斗争，也不似其父般强势干预，在皇帝中能做到这点，实属难得。

他的能力，既不及其父嘉靖，也不及其子万历，但作为一位合格的守成君主，正如《明穆宗实录》所说：“上即位，承之以宽厚，躬修玄默，不降阶序而运天下，务在属任大臣，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故六年之间，海内翕然，称太平天子云。”

朱载垕的少年时代，犹如一曲尝尽人间冷暖的留守孤儿之歌。他被压抑得太久，登基后急于释放自我，好好享受当皇帝的滋味。可惜，文官集团的制衡，让他不得不重新退缩，最终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后宫的宠爱中。

这对他而言也是无奈之举：他缺乏主见，身体羸弱，智力和能力也仅属中等。在那群强势大臣面前，他只能唯唯诺诺，天生胆小，更不敢与之硬碰硬。这几方面注定他只能点头同意大臣们的决定。

如果一个皇帝只顾女人，肯定会被人诟病。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只要不形成外戚集团左右朝政，荒淫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国家覆亡。所谓“红颜祸水”，其实是为皇帝开脱的借口。

幸运的是，他除对女人感兴趣外，无其他怪癖，既无断袖，也无恋童癖，更没有特殊的保姆情结。经济大权掌握在大臣手中，他无力挥霍，只能“稍好内，掖廷充斥矣。”

所以，他的荒淫不过是正常的宠爱妃嫔，绝无过分之处。穷人新富，也不过是早晨喝碗豆浆，倒一碗而已，绝不会致国家倾覆。

可惜的是，他本身体质虚弱，却要夜夜与嫔妃厮守，靠服药壮阳，终究体力透支。几年纵情后，最终因精力耗尽，35岁英年早逝，完美诠释了“牡丹花下死”的说法。

回望朱载垕一生，他经历了从长期被压抑的皇子到意外继位的恐慌过程。生性软弱的他，无父亲嘉靖的智慧，也无儿子万历的雄心，靠中等资质任由大臣掌权，甘心做个无声的甩手掌柜。

尽管史书中对他多有粉饰，但不得不承认，是他身边一帮贤臣为明朝中期的复兴呕心沥血，他则沾了光，靠“无为而治”捡了个“明君”桂冠。不得不说，这位太平天子的运气，实在太好了。